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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自由的感覺。因此關於我個人這部分，我不請求減輕。”

李敖說：“從這一書面陳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來，心靈上所顯示的平靜與蒼茫，這一平靜與蒼茫，使我對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獄並不沾滯，但對我放眼的方向，卻別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決確定後，我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吳俊才老師，吳俊才在臺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時是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是當權派，我信中說：‘俊才老師：以18年師生之誼，請老師先聽我一句—李敖實非“###”分子！’我14歲到臺灣，現已40，但我至今不會說臺灣話，不會聽臺灣話。我27歲“暴得大名”，貴黨報紙罵我是“反派小生”。臺灣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統戰”我這外省人，不足為奇。但我對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絕了高玉樹。

“‘###’分子拿我做物件，我想至少有3派—（一）‘臺灣青年’派（他們不斷拿我在他們機關刊物上做主題）；（二）散發傳單派（散發‘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三）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一二兩派我根本不認識。第三派認識都在他們變成叛亂犯之前。他們出獄後，跟我有來往，我不相信他們會再做書呆子式的政治活動，所以不以為意，不避瓜李之嫌，現在證明了我比他們還書呆。

“我在謝、魏被捕後3周被捕，他們把我說成‘五分之一’（謝說‘五委員’之一，魏說‘兩個半’之半），說我同意加入組織，我完全莫名其妙。這時候正是火車站出現‘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的時候……當然構成了辦案聯合小組（各單位組成）對我的合理懷疑，由於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紀錄太壞，使我無法取信於人。……大概十幾天後，我感到不遙為配合這‘五分之一’的說法，恐怕不得了結。我出於無奈，編了一套說辭，我說我們開過加入的玩笑。我當時想，這一說辭，既可遙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開玩笑而大事化小，既無法在‘有無上’澄清，只好在‘輕重上’取信於一時。半年以後，調查局的劉科長來看我說：‘好訊息告訴你，查清楚了，我們知道冤枉你了。’後來我聽說‘###’分子終於承認對我誣攀。一年後開庭，‘###’分子當庭承認對我誣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實這時候，‘###’分子的宣傳目的已達到，他們終於號召成功他們有了一個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並且讓貴黨背害賢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沒話說；但陪‘###’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為之茫然。

“接著我提到：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貴黨任何‘愛國者’並無二致，雖然我被誣為敵人。我的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牛肉麵都賣不成了。……最後14個月軟禁到來，使我朋友嚇光，生意垮盡。我沒想到我放棄筆桿已6年，可是仍不見容於人。我又衝動了，我認為貴黨不許我做拿筆桿的人，又不許我做不拿筆桿的人。我開始報復。這些報復都開始在沉默6年以後，都開始在軟禁發生以後。……我依稀看到悲劇的後果，我看到兩敗俱傷。我又寫道：‘從軟禁起算，我失掉身體的自由已近6年。6年前是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6年來，是荒貨小販做不成了，朋友嚇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親人變了，甚至弟弟也因債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內在的自己已由絢爛趨於平淡，外在的關係已由平淡歸於虛無，6年煙雲，可使內外有如此奇變，我彷彿覺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9次。’”

李敖說：“自1949年到臺灣，我在窮苦中長大，從寫蠟板到送報，到餓著早飯省錢買書，逐漸建立我的一點尚不尋常的‘成績’，我做過錢穆寫信稱許的中學生，老師賞識的大學生，胡適限時信送錢贖當的研究生。我最後在極短的時間裡純用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