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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都要沿鐵路線拉著他們經過普列斯尼亞。我在那兒的時候正好趕上了這個時期。普列斯尼亞苦於人滿之患，正在蓋一座新樓。只有運送反間諜機關判處的犯人的直達悶罐列車沿著環城線路繞過莫斯科，它們恰巧在普列斯尼亞旁邊透過，說不定在過站時還向它鳴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從外地到莫斯科中轉的普通旅客，手裡總歸是拿著車票的，總歸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車。然而戰爭末期和戰爭結束後的普列斯尼亞，不僅被運到這裡的犯人，就連最上頭的人，就連古拉格的頭頭們，事先也說不出誰該往哪裡去。監獄的秩序還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定型化，誰的檔案上也沒有寫明途徑路線和目的地。頂多有個工作上的附記：&ldo;嚴加警戒!&rdo;&ldo;只可使用於一般作業!&rdo;押解隊的中士們把用散亂的細麻繩或者紙繩隨便捆了一遭的裝著監獄檔案的破爛卷宗夾子一擦一棵地抱進監獄辦公室的木頭房子，胡亂地摔在書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乾脆扔在過道的地板上(就像它們的本主地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的地面上一樣)。這些公文鬆了捆，散亂了和混淆了。一間、兩間、三間房子堆滿了這些一團糟的檔案。監獄辦公室的女秘書們‐‐穿著花裡胡哨的連衣裙的肥胖懶惰的自由僱用人員‐‐熱得汗流浹背，成天扇著扇子跟監獄裡的及押解隊的軍官們調情逗笑。她們既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去翻騰這些亂紙堆。可是每個星期都要發出幾次紅色列車。每天還要用汽車運出上百號人到較近的勞改營。每個犯人的檔案必須隨人一同發出。這件傷腦筋的麻煩事誰來幹?誰去把檔案分類並且組配遞解的批次呢?

這種事情委託給幾個派工員去完成。他們是從遞解站雜役裡頭挑選的‐‐這些人是一些&ldo;母狗&rdo;、或者&ldo;半帶色的&rdo;。他們可以在監獄走廊裡隨意走動，隨意進入辦公樓。是把你的檔案隨手放進壞的遞解批次還是費心勞神地找出你的檔案以便塞進好的批次，這全要仰仗他們。(新進來的犯人打聽出有一些惡劣透頂的勞改營，這個情況他們沒有搞錯，但是他們以為還有一些好的勞改營，那可是受騙上當了。不可能有&ldo;好的&rdo;勞改營，只可能在勞改營中謀求某類較好的命運，不過那隻能就地去爭取。)囚徒們的整個前途依賴著另一個跟他們身份一樣的囚徒的態度。人們盤算著是不是該找機會跟這個人談談呢(哪怕是透過浴室服務員拉拉關係)?是不是該給他塞點東西呢(哪怕是透過財物保管員的後門)?‐‐這可真不如聽天由命的好。存在著這樣一種捉摸木定的機會‐‐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諾裡爾斯克改換成納爾契克，一公斤鹹肉可能把泰謝特改換成銀松林(皮外套和鹹肉也可能白丟)‐‐它徒然給已經疲憊不堪的心靈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許有人真的得到好處，也許有人真的換來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還是那些無可奉獻或不願為此惶惶不可終日的人們。

聽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對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認識到預測吉凶非但無用而且很容易導致你走出將使你遺恨終生的一步。這可以使一個囚犯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使得他比較安詳，甚至比較高尚。

這樣，當囚犯們橫七豎八地躺在監室裡的時候，他們的命運也高如山積地堆放在監獄辦公室的各個房間裡，而派工員們則是從容易下腳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這個可詛咒的普列斯尼亞恭候兩三個月，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以流星的速度從這裡一閃而過。由於犯人的密集、辦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亂，在普列斯尼亞(在其他遞解站亦如是)有時竟然發生刑期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