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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指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打擊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時並進的。而且從具體事件反對北京政

府，更是動員民眾徹底反對它的應有步驟。但他們堅持立場，而且懷疑我們對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們所強調的是與北京政府絕交，全國民眾抗納捐稅等等。其實這種急進的意見，在

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實在甚難做到。

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

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物件。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

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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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中，知道他不過是一個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麼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

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

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援。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盛大的國民大會，

公開致電吳佩孚表示支援，我們也參與了這次集會。一九二○年一月間，北京的學生聯合會

被封閉，吳佩孚的主張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解散。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張東蓀那時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與我們有經常的接觸。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變的鉅子、研究系的首腦梁啟超從歐洲回到了上海。張東蓀約集我們

‐羅家倫、許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時事新報館樓上與梁晤談。他敘述了一番歐遊的觀感，

語氣之間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慨嘆他二十餘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

對政治已無興趣。他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贊助。我們向他說明被趕

出課堂，無法安心研究學業，不得不從事反日愛國運動等等實況，對他專力於文化工作的抱

負，自然表示欽佩。

我們辭別出來，大家議論，認為任公的談話象徵著研究系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的消極性。

任公本人在中國文化啟蒙運動中確有重大的貢獻；不過他的改良路線並沒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凱，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沒有好的結果。他那種依附實力派，企圖做加富爾的

幻想4，到這時大致已經幻滅了。現在再回頭從事於學術研究，成效也許較大；可是當時正

是國事如麻，恐怕有點緩不濟急罷！

我們與國民黨人的接觸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孫中山先生的幾位得力幹部胡漢民、

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葉楚傖、邵力子等，與我們過從頻繁。胡漢民和汪精衛

這兩位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簡出，我們只有重要事件商談時，前往訪晤暢談一

番。戴季陶、朱執信、廖仲愷與我們來往得較為親密和輕鬆，常聚在一塊高談闊論，主要話

題往往是新文化運動。戴季陶愛談社會主義，有些學者味。朱執信愛談時事，顯得滿腹經綸

似的。廖仲愷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著欣賞別人的高見。葉楚傖、邵力子代

表民國日報，出席各種民眾團體的會議，無異是國民黨的公開代表，與我們好像是在一塊共

事似的。任民國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