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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性情中人，雖然還不知道來了後能不能有活兒幹，但也高興地奔北京來了。

這樣四個人都來到南德。王啟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權是天津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兼東南辦主任，我是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劉軍是西北辦副主任。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今後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礎。在那個時候我們就討論過自己創業，開始想辦一個萬通代理事務所。名字是我起的，&ldo;代理事務&rdo;有點像&ldo;三t&rdo;公司，&ldo;萬通&rdo;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幫人辦事，出書、寫文章、開會，積累一點錢然後再謀發展。雖然最終沒做起來，但&ldo;萬通&rdo;這個名字留在了大家心裡。

後來自己辦公司時，一說用&ldo;萬通&rdo;做商號，誰也沒異議，彷彿早就有這個公司了似的。

我從南德出走後，老牟很生氣，想炒劉軍，還沒來得及炒呢，劉軍便寫了一首嘲諷老牟的詩，然後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我們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廠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在準備創業期間，我讓劉軍與功權談，說必須由他當老總我們才做，因為只有他做過生意。功權答應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電線桿子底下吃火鍋，我們開始商量怎麼籌錢，易小迪說他還能出多少錢，能有的都給。

現在回想起來，易小迪是個不小器、很有大局觀的人。

我們沒有錢，每個人便根據各自的情況分別借了一些：功權向丈母孃借了一些，王啟富跟家裡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闆借了一些，劉軍向朋友借了幾千塊，易小迪拿了印刷廠的八千塊，合起來三萬多塊錢。

這些錢大都用在註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了，當時也只能註冊成類似皮包公司一樣的公司，註冊資金一千萬人民幣，拿到執照的時候還剩幾百塊錢。過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來了，做財務部經理，負責我們第一單房地產業務的銷售，他的銷售才能在那個時候就顯現了。

◆常務董事會

沒法說最初的錢哪個算股本，後來算股份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分清楚。別說沒法算，那時我們連懂都不懂，又沒有《公司法》，大家說事連個依據都沒有。所以說，我們這些合夥人一開始合作的基礎不是錢，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夥人利益關係的時候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採用水泊梁山的模式‐‐&ldo;座有序，利無別&rdo;。

1993年初我們界定利益關係，之前合夥人關係是虛擬的，沒有股權基礎;挖到第一桶金後開始建立了財產基礎上的合夥人關係，並於這時候把潘石屹吸收為合夥人。此時我又提出一個觀點：按照歷史的過程來看，缺了誰都不行，每個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確定股權時就採取了平均分的辦法。民營企業將要面臨的問題是排座次、分金銀、論榮辱，我們分金銀的時候是跟排座次分開的，把公司分成六份，一人一份。

由於是平均分配，所以說話的權利是一樣的，我們成立了一個常務董事會，重大的決策都是六個人定。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我們稱之為&ldo;6十2&rdo;，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們很有意見，因為總也進不了六個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六個人的內部協調很好，當時以海南為核心，分散在廣西、廣東等附近省份，大家經常見面;1995年，公司把業務一塊甩到北京，一塊甩到上海，還有一塊甩到長春。那時不能上網，手機用磚頭塊大哥大，溝通很有限，引發的問題就是資訊不對稱，六個人按照個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業的不同情況，越來越不容易協調。我在北京當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