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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母親是售貨員的小縣城家庭來說，電影被神秘化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父親覺得自己的孩子在發病，腦子進水了。我父親說，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來的。我不知道該怎樣說服他，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一般人。我跟我父親說，電影挺有意思，以前我喜歡文學，當時也發表了一兩篇小說，再加上我學畫畫，這麼一綜合不就是電影嗎！我父親這時也覺得我說得有點道理，他是個特別開放的人，他給我了自由去嘗試，我母親也是。在1991年的時候，對山西縣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這是個很大的事，我父親和母親開會研究，我母親說，孩子還小，就讓他試試，行不行折騰幾年就知道了。

父親的記憶

王樽：現在你已經是著名導演了，你父親對你拍的電影有沒有進行過交流？

賈樟柯：很少，我父親一般迴避這個話題。《站臺》拍完之後，在片頭上我就寫了“獻給我的父親”，我也把DVD拿給他看了，但是看完之後他並沒有發言，也沒有做評論。

王樽：你會不會覺得他不太喜歡。

賈樟柯：我倒不覺得他不太喜歡，我相信他的心裡和我的內心有一個共鳴。比方我跟我父親說我要拍《刺青時代》，根據蘇童小說改編，講1975年流氓的故事。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後，我父親突然跟我講，說“文革”前抓“右派”的時候，他們學校是怎麼抓的：學校有個操場，操場裡面有個主席臺，所有的教師站在主席臺上，大家互相推，誰被推下去誰就是“右派”。這就完全變成了體力競技，像遊戲一樣，非常殘酷。我覺得我父親跟我聊到這些細節的時候是恐慌的，因為我父親很小的時候就參加了工作。他當時特別瘦小，力氣也沒有別人大，人家都是二十七八、三十五六歲的壯年，他很有可能被推下去，一旦被推下去，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講了之後我就更增加了決心，我覺得應該把這部電影拍出來。因為這些東西隨著當事人逐漸淡出，如果不能拍出來，一些最直接的感覺和記憶便沒有了。你提供一些數字說“文革”有多少人受害、二戰有多少人受害、“9·11”有多少人受害、伊拉克戰爭又有多少人受害，這個數字對我們而言已經非常麻木了，人已經對這些數字麻木了，沒有了實感。但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從他個人的角度非常準確的回憶刻骨銘心的記憶的時候，人們才能進入災難本身，就是說體諒他、感同身受這個災難是什麼樣子。

王樽：田壯壯在《藍風箏》裡，也講到確認“右派”的荒謬，說一個人上廁所去了，大家都僵持不下，不知道決定讓誰當“右派”，等到上廁所的人回來以後，他已經成了“右派”。這個細節也是真事。

賈樟柯：可是，後來的人越來越覺得它像天方夜譚。我父親講到的從臺上往下推人的細節，既非常的荒謬，同時又殘酷、不負責任。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7）

王樽：這個細節你會放到自己電影裡面嗎？

賈樟柯：可能會放到《刺青時代》裡。

王樽：你父親有沒有被打成“右派”？

賈樟柯：沒有，但非常危險，他當時跟我一樣，很瘦小，很容易被推下去。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你可以想象，一個縣城裡卑微的教師，在那動盪年代如履薄冰的生活。

與新現實主義的結緣

王樽：在你放棄學美術準備考電影學院的時候，國內關於電影方面的圖書少得可憐。

賈樟柯：是啊。為了對付電影知識的考試，我騎腳踏車走遍了所有太原的書店圖書室，最後買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學概論》，裡面大概有十幾頁是關於電影的知識，然後又買到了一本《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就是靠這兩本書進行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