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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標準是；改革程式是自願的；不需要按照上級機關的意圖進行；這向*政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城鄉的競選組織者特別引人注目；它們是經濟領域內新的管理組織；是考核和監督領導幹部經濟活動的機構。這樣巨大而又昂貴的專案自然只有與黨組織合作才能進行。由此推知；這些專案被用於對外展示*化方式；但又取決於專案領導的創造力；因此這樣的專案實際上也導致更多的透明度、參與和組織改造。

其他研究組織透過“個人的橋頭堡”與次級政治組織進行合作；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就和外貿部關係密切。這些“橋頭堡”常常扮演研究所的中介人和組織者角色；因為研究所內的同仁很少有機會相聚；而它們能使來自不同城市和機構的同行相聚在一起；並利用這種方式建立有效的思想傳播與實施渠道。

非正式的研究所可能與高層政治決策領導建立鬆散的聯絡。例如；北京和上海批評現代化的討論群體就很有影響；因為他們闡述、分析和譴責日常問題、社會弊端和醜聞；但並不提出具體的解決建議。他們關注失業工人、貧困農民、*、環境保護、道德衰落、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關愛他人與責任等議題。

這些例子表明；中國內部正式和非正式的行為體已經開始行動；甚至爭取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的候補資格。同時；人們把發起人理解為利益集團代表的代理者組織。由此；政策諮詢用於建立必要的公民社會結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對參與機構和從事政治啟蒙工作的責任心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一體化。

中國的基層選舉和村民自治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居民選舉村和部分地區的鄉領導作為政治改革的基礎非常有效。改革過程首先從農村開始；試驗成功後向城市轉移；因此選舉過程一般先在農村開始試行；後來擴大到城市居民委員會。20世紀50年代初在城市居住區開始建立的城市居委會重新改變結構。最重要的原因是單位結構的侵蝕、居民流動性增加、城市貧困和失業的增加以及缺乏私營經濟的組織結構。此外；還有家庭和價值觀的蛻變以及社會和公共安全的影響。

與以前不同；基層選舉提高了居民的參與程度；增強了村委會和居民委員會的合法性；也有利於強化農村或城市居民的身份。負責選舉的民政部指出；基層選舉是一種有效的手段。當農村居民18年來首次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時；城市居住區（社群）目前的選舉形式主要是從選舉代表中選舉居委會；但少數地方已經嘗試從所有居民中進行*；這種*作為未來模式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行。儘管如此；這種選舉僅具有半競爭的性質；因為它由黨組織控制並占主導地位。半競爭的概念意味著不是黨與黨之間進行競爭；而是黨內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或者是黨員與無黨派候選人之間競爭。

中國公民社會：現在與未來（11）

儘管在農村和社群選舉是以動員的（而不是自治的）選舉形式進行；黨在間接選舉的情況下要監督候選人名單的提出和選舉委員會的開會；但如果想否認這樣的選舉具有參與性色彩；那就錯了。調查表明；被調查的農村和城市居民理解法律文字上確認的“權利”增加了。此外；動員式選舉形式為選舉人創造了機會；並對候選人設定一定的限制（對選舉人進行解釋的義務或再選時遵守選舉承諾）。

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政治上主動的公民是公民社會和政治*化的重要標誌。由於缺少物質前提條件；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還為時過早。在直接選舉和政治參與成為核心要素之前；首先需要實現經濟安全。只要人們首先必須解決直接的社會問題；併為每天的生活忙碌；政治討論和政治參與作為生活本質的一部分所發揮的作用就不會太明顯。

根據馬肖（）的觀點；公民與3個要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