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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在閒談時，曾有人跟我談起姜文。說姜文哪是在演電影啊，都是在自我表現，在那部《太陽照常升起》中，他演的老師，哪裡像舊知識分子呢，分明是他自己——一個生長在文革時期的潑皮知識青年，身上帶有很重的草根氣質。我同意他的觀點。姜文最大的問題在於過於自信、霸氣十足，長相也過於有特質，這樣的臉譜對於電影是有傷害的。同樣的情況還適用於趙本山、宋丹丹、潘長江等，他們只要一出場，電影就成了加長的小品。當個性成為一種模式時，情節和風格就會變得單一了；當臉成為一種標誌時，意義就會死亡。人們更喜歡的是一種涵蓋很多內容的臉，既可以烏雲蔽日，又可以雲開日出，比如鞏俐，比如章子怡，比如梁朝偉，比如湯姆·漢克斯等。一個沒有形成模式的面孔，才具有千變萬化的爆發力。

還是費里尼、賈樟柯、李安他們聰明啊！對於那種飄忽不定的藝術電影來說，最好的演員，就是那種既有面孔，又沒有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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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經典

蘇聯大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伊萬的童年》拍攝於1962年，當年即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這部電影可以說是電影史上的一部經典作品，專家們曾評論說，這部作品透過夢幻與現實相聯的嶄新電影語言，講述了一個少年在戰爭中的遭遇，透過少年伊萬的童年和戰爭嚴酷場景的對比，顯出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深刻、內在而又荒誕的關係。蘇聯影評家卓爾卡雅曾經評價說：這部電影的作用，就像一塊劈柴投進燃燒的爐膛……

我是近日才看到這部期待已久的電影的。但在整個觀賞過程中，並沒有特別值得我興奮的畫面和情節，直到電影結束，我都顯得很平靜，甚至稍稍地有點失望。這部老電影在現在的我看來，只是一些畫面的拍攝有些精緻，至於其他的，並不顯得新鮮和獨特，甚至稀鬆尋常。這種狀態就如同我現在重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轟動一時的小說，在現在的我看來，那些小說只是一些蹩腳笨拙的故事，加上故作姿態的手法，矯情而幼稚。

實際上這種想法我已有著很長時間了。出於對經典的尊重，出於對自己的懷疑，我只是不敢輕易下結論。我看過世界電影史上很多大師的作品，儘管我對他們頂禮膜拜，但觀看這些老電影，我仍然會覺得平淡甚至乏味。比如伯格曼的《野草莓》，這部電影中有大量的意識流以及蒙太奇閃回的手法，遊離時空，打破介面，這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新鮮感和創新意識，但現在看來，自然是很一般。即使是電影中貫穿始終的哲學意義，在我看來，因為沒有劇情的襯托，只是單純的設問，也顯得沉悶而乏味。

我自以為是一個很能看悶片的人，在很長時間裡，我一直有意識地“鍛鍊”自己的“悶讀”或者“悶看”能力。我曾經艱難地讀完過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上半部；至於看電影，我有一個跟自己過不去的要求就是，只要選擇一部電影，即使再乏味，也要硬著頭皮看完，不能半途而廢。這樣的習慣我一直堅持著，但很多老片“阻擊”了我，讓我在它們面前敗下陣來。我的櫥子裡塞滿了近百部尚沒有看的老“悶片”。當然，對於一個影迷來說，這樣的情形並不鮮見。我的一個朋友，在他所採購的數千部電影中，他更是隻看了幾十部，其他的，都厚厚地堆積在一起。他只是在起一個收藏家的作用。

我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經典的時代性。我看過義大利導演費里尼的很多片子，也看過電影大師伯格曼與安東尼奧尼早期的一些電影，包括法國“新浪潮”什麼的，這些都是電影史上的經典，但從整體上說，它已經不可能給我強烈震撼了，時代變了，人心也變了，想共鳴，也沒有相同的頻率了。這不是否定過去，也不是意味現代人比過去的人更聰明，而是我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