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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定位和品格。正如林升《題臨安邸》一詩所吟唱的那樣：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儘管這首政治諷喻詩所批評的，是集中於杭州這座都城政治文化中的驕奢淫逸、不求振作上進和委瑣墮落，其中也包含了對這座城市所流行的享樂主義和市民主義習氣的反諷。而杭州這座城市的上述品格與定位，也因為歷代文人的反覆解讀、書寫而逐漸深入人心。到了明代，錢塘人（杭州人）田汝成已經是大膽公開地闡述杭州作為一座休閒娛樂城市的都市文化定位，並將此作為這座城市的“城市名片”。田汝成編撰的《西湖遊覽志餘》，共二十六卷，“裁剪之遺，兼收幷蓄，分門匯種”，與其所編撰的《西湖遊覽志》一道，成為杭州的一部城市“百科全書”。但此書也遭到了一些批評，這些批評就集中在編撰者對於杭州的文化品位、文化定位的認知和觀點方面，認為“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欲宣奢，非以長化也”（《西湖遊覽志·敘》）。對於這類批評，田汝成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治史首先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真實地輯錄，“為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因此他認為，杭州城市的文化定位，並不是他閉門造車、主觀上“臆想”出來的；也不是他道聽途說、輕率地製造出來的；而是完全尊重並依據這座城市的歷史與存在現狀，也就是它的那些真實存在：故泰華、終南，守國者恃為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真者隱為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只益浮偽耳，史家不為也。與全國範圍內那些可作為守國者之所恃的名山、棲真者可歸隱修道的仙境、講學者可闢為都授之所的清淨之地相比，杭州幾乎一無是處。但是，杭州也有它的特點，這些特點是在這座城市的歷史中發展並逐漸成形的，而不是任何個人可以隨意想象與武斷確定的。這一特點，在田汝成看來，就是“遊冶之事，歌舞之談”。也就是說，在林升的詩中用來進行政治反諷的東西，在田汝成這裡，卻具有一種正面的、至少是中性的文化品格。所謂“西湖歌舞”，所謂燻得遊人欲醉的“暖風”等等，本身並沒有罪過；如果說有罪過，那也一定是“人”——那些將杭州作汴州的人，也許是無意間將杭州作了汴州，也可能是刻意為之、醉生夢死。

楔子：千年等一回（5）

問題是，因為這樣的政治文化，而使得那種懶洋洋的暖風和沒完沒了的“歌舞”帶上了罪名——這跟白娘子因為美貌、因為主動向許仙示愛、因為主動追求許仙、因為與許仙恩愛情深等而被那種主張禁慾的干涉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所嫉妒、所震怒一樣，於是乎白娘子與許仙之間的這種情愛也帶上了罪名，是一種人蛇之間的不倫之戀，是可怕的，是必須被鎮壓的。於是，白娘子被永遠地鎮壓在了雷峰塔下——一個曾經有著鮮活生命、豐富情感的女子，就這樣永遠地被鎮壓在了那黑暗、陰冷、沉重和漫無邊際的等待之中……這也是慾望必須為之承擔的後果。

問題是，我們能夠理解並接受這樣的後果、理解並接受對於白娘子和許仙情愛傳說這樣的解釋嗎？

其實，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各種不同文字中對於白娘子和許仙傳說的“敘述”，就會發現一個突出的“一致”，那就是從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開始，白娘子就多次告誡許仙，有事沒事不要跑到寺廟裡去，也不要主動跟和尚們接觸。白娘子希望與許仙過的是一種二人世界的生活，不希望這種生活被別人打擾。其實，如果放在現代語境和現代人對於婚姻生活的理解來看，這種觀點和期待是很容易被理解，甚至被認同接受的。但白娘子和許仙所處的時代，顯然與我們現在不同。白娘子這種精神上和情感上“自足”的生活態度，顯然觸犯了當時宗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