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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報紙和雜誌。甚至給當時紐倫堡監獄裡的精神病科醫生凱利大夫也發了信。凱利大夫在這期間已出了一本書題為《希特勒周圍的22個人》，書中登載了由我撰寫、但署著我的假名的關於阿道夫&iddot;希特勒的文章，他認為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劃了希特勒，這種刻劃將載入史冊。

但這位律師的努力無濟於事。凱利先生這時已經自殺。律師也像我自己剛剛經歷過的那樣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沒有澄清問題，反倒製造了更多的混亂。他答應巴黎通訊社，他將說服我接受該社記者對我進行1小時的採訪。為此我可得到5萬法郎。我說：&ldo;我不稀罕這5萬法郎，我要查明這篇連載的幕後策劃者。&rdo;然而這個人始終沒找出來。為澄清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努力不僅毫無結果，而且我託付給律師辦的關於四幅希特勒草圖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國和美國的大學裡擔任社會學和哲學教授的愛德華&iddot;鮑姆加滕提出的論據才

激勵我再次介入這個事務。他在1974年3月11日寫給我的信中說：&ldo;……這個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經歷談》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腳，否則這本書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寫的了……，但儘管如此，我感到他並未觸動核心部分。從核心內容看，這的確是一個女人的經歷談，儘管她受了驚，但還是在恐懼中靜下心來，認真地回憶她畢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麼長時間的那個人。一句話，我非常感謝你，感謝你的為人，是你經過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個人本來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這個人從近處和在各種形勢下認識另外一個人，她始終充分理解他，但卻與他保持著個人之間的距離，保持著獨立的個人判斷力（和充分的思考）。&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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