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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唯一途徑”。此後，張元的《東宮西宮》獲得了阿根廷馬格帕羅塔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王xiǎo帥《冬chūn的日子》1994年獲希臘塞索斯尼克國際電影節金亞力山大獎；胡雪楊的《留守nv士》1993年獲埃及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字塔大獎，何建軍《懸戀》1994年獲荷蘭鹿特丹電影節影評人獎，《郵差》1995年獲影評人獎和最佳影片獎

但是，著名電影學者戴錦華卻言詞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對於中國第六代電影的極度頌揚，所關注的並非是影片所呈現關於中國文化或社會的現實，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電影以外的事實。第六代電影的獨立製片方式，是繼張藝謀的‘鐵屋子’老房子中被扼殺的yù望故事，和在現當代中國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運悲劇後，成了受到西方矚目的第三種指認中國的方式：一如張藝謀和張藝謀式的電影滿足了西方人舊有的東方主義鏡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選，被用於補足西方自由知識分子先在的，對於九十年代中國文化景觀的預期，以完滿西方自由知識分子關於中國的民主、進步、反抗、公民社會、邊緣人的勾勒……”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獨立電影的處境實際上變得更加艱難，獨立導演們和體制之間的關係也進一步僵化，形成了雙方都很尷尬的不利局面。

獨立電影七君子上書

2003年，局勢的變化已經相當微妙。從這一年的年初開始，透過各種渠道，媒體公眾和業內人士們關於電影分級的討論便越來越頻繁和j國家電影局開始主動召集一些著名獨立電影導演，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從以前的“訓話”狀態轉為“大家能坐下來談談”。11月初，電影局打電話通知王xiǎo帥，讓他通知賈樟柯、婁燁等導演，一起參加一個會議。11月13日，這個後來被神秘化了的座談會終於在北京電影學院的會議室進行了，當時參加會議的人被分成電影局官員、電影學院領導、獨立電影人、電影學院師生4個部分，據與會者之一的電影學院教師張獻民回憶說，“一共來了100多人。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齊齊地劃分了兩排，一邊是賈樟柯、王xiǎo帥、婁燁、我、崔之恩、張亞璇，我們都是發了言的，賈樟柯的左邊還有劉建斌、烏迪、何建軍、章明、王超，後排有雎安奇、李yù、耐安、呂樂。後排的人都沒能發言，不是他們不願意發言，而是當時的場面就沒有時間給大家發言。”

在這次會議上，張獻民代表大家唸了一份事先起草的提綱，這份提綱經過深思熟慮，有四條明確的意見，其中三條和審查制度有關。該提綱有七人簽名，分別是何建軍、雎安奇、賈樟柯、婁燁、王xiǎo帥、張獻民和張亞璇（實際簽名者人數則更多，均因各種原因撤銷了簽名），因為該事件的典型xìng和歷史意義，他們隨後被稱為“獨立電影七君子”。

對於這次“上書”和發生在整個2003年的明顯變化，青年電影的代言人張獻民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利好”規定就有點像晚期癌症病人到醫院就診，大夫不給做手術，卻說給你剪剪指甲吧實際現在這些主流電影已經沒有yào方了，必死無疑。”

走向地上

無論如何，在“上書”之後的2004年，局勢已出現明顯改善，越來越多的第六代導演或與第六代導演處境相似而找不到出路的年輕導演，開始看到了希望的有效途徑。情況並沒有像張獻民（blog）最初擔心的那樣每況愈下，但實際情況，也並不樂觀。

事實上在誕生之初，第六代就面臨著第五代不曾遭受的巨大壓力，這些壓力主要來自主流意識形態和嚴峻的市場。因此，第六代遭遇的是一場空前的經濟與文化合圍，為了保證創作並堅持自我，他們被迫進入一個絕非自由的創作空間，這種情況帶來的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