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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天文曆法發展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由於周室衰弱，專掌天象觀測、記錄和解釋的祝宗卜史流落民間。《史記。曆法》曾指出：&ldo;幽厲之後，周世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rdo;天文人才的流動為天文曆法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晉書。天文志》對春秋戰國之際天文各家並立，觀測研究繁榮的狀況有過記載，魯有梓慎(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570 ‐540 年)，晉有卜偃(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675 ‐650 年)，鄭有裨(約和孔丘同時)，宋有子韋(曾於公元前480 年答宋景公問)，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後四人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4 世紀)，他們&ldo;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rdo;。二是春秋戰國之際戰爭紛迭，政局動盪。人們需要對這種朝不保夕，變化無常的社會狀況尋求解釋，滿足社會心理的普遍需要，從天象變化中尋求啟示，用以預測和解釋社會變化就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天文觀測和研究就必然倍受重視。正如《史記。天官書》所說：&ldo;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之憂患，其察祥侯星氣尤急!……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佔驗，凌雜米鹽。&rdo;三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對天時變化週期的精確性有較嚴格的要求，以利於小農掌握農時節氣。對週期性天象顯現觀測的客觀性及其研究，就會促使對天的認識由神秘性向客觀性方向轉變。天的本質，宇宙的無限，天地關係，萬物起源等等問題也隨之成為人們探討的熱門課題。這種狀況對社會思想從西周官學天命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用天文曆法的新知識構築新的宇宙圖景，樹立新的自然觀是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而自然觀的變革對古代社會來說，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既然天是可以客觀觀測研究的物件，沒有任何神秘性，那麼天命思想的禁錮作用就都會失去意義。

對古代中國的農業生產來說，水是另一個決定農業生產成敗的主要因素，尤其對小農來說，更是如此。水利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築堤防泛和引水灌溉。春秋戰國之際興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有楚國令尹孫叔敖領導修築的，位於安徽壽縣安豐城南的芍陂。據《水經注。肥水注》記載：&ldo;陂有五門，吐納川流&rdo;，即利用閘埧來調節水位、水量。魏國鄴令西門豹領導開鑿的漳水十二渠，據《水經注。濁漳水注》記載，&ldo;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rdo;，使得經常泛濫的漳水得以暢通，既可以引水灌田。又可沖洗鹽鹼地。《呂氏春秋。樂成》篇記載了當時的民歌。&ldo;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擴鹵，生之稻梁。&rdo;設定水門可有效地控制水量，既可防澇又可根據農需及時灌溉農田。公元前486 年吳國出於軍事目的，開鑿邗溝，從邗地(今江蘇揚州西北)挖運河到末口(今江蘇淮安縣北五里)，溝通了長江和淮河。公元前482 年吳國又從淮河繼續開鑿運河到宋魯兩國，溝通了濟水和泗水，這樣便聯結了長江和黃河的水系。這些運河對農業灌溉有很大的作用，堤防工程的興建在春秋戰國之際已相當普遍，這是和洪水作鬥爭的基本手段，並在長期的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技術，堤防的規模不斷擴大，工程質量也不斷提高。

大型水利工程的興建和發展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當時農業生產防澇灌溉的需要。興修水利的實踐，使人們對水的自然規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掌握，一些宗教迷信思想便受到衝擊，西門豹破除女巫的&ldo;河伯娶婦&rdo;的迷信騙局就是典型的一例。水利工程中必然碰到的水流和渠道的關係，測量、施工等具體技術問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