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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為諂也。&rdo; 臣以禮事君竟被以為是阿諛諂媚，可見一斑了。&ldo;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rdo;。 個體的獨立性就是人的自然平等對等級群體的一種否定。所以，&ldo;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rdo;， 就是一種必然的要求和現象。孔子針對這種&ldo;禮崩樂毀&rdo;等級秩序解體的社會狀況，提出正名分以反對僭越，其中心內容是克己復禮。

孔子一生竭力提倡並努力實踐的克己復禮的主張從反面也昭示了春秋以來個體的獨立性，人格平等的要求，確已生機勃勃，成為一股很大的力量。

在個體獨立性日增，等級群體觀念日衰的變化過程中，處士橫議是這巨變的一個突出標誌。對於士來說，思想解放確已達到空前的高度，他們不僅肆無忌憚地抨擊各種他們各自認為的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對現實社會的揭露和批判，是他們原先對周公制禮偶象崇拜的懷疑和擯棄，而且還長途跋涉，周遊列國，遊說君主，對各國的政令法規橫加評議，並聚徒授學傳播各自的政治主張，諸子私學表現出明顯的獨立性。

士的思想獨立性最突出地表現在&ldo;士志於道&rdo;。他們對自己理想的執著追求，不怕權勢，&ldo;殺身成仁&rdo;成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莊公六年(公元前548 年)大夫崔抒殺莊公，太史書曰：&ldo;崔抒弒其君&rdo;，為此被崔抒所殺。太史的弟弟繼之如實記載，又被崔抒殺掉，後其弟又堅持如此實書，方為崔抒赦免。南史聽到太史盡被崔抒所殺害，執簡前往，準備冒死繼書，在途中得知史官已如實記書，才半途返回。這種直筆而書的史學精神正是理想人格的一種實現。士本身也以志於道而自重、自愛。同時，又以自重、自愛來維持他們所志於道的崇高性。

士志於道，這種理想主義的精神不只是一種理論的宣傳，而更是一種身體力行的履踐，&ldo;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rdo;。 他們為了實現自己追求的理想，可以經受各種肉體和精神的磨鍊，百折不撓。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ldo;摩頂放踵利天下&rdo;。 任重而道遠正是士的歷史使命，以天下為己任正是士的社會責任。他們在動盪不安的社會中，以身作則，弘毅揚道，以社會的導師和賢哲自任，力圖&ldo;以其道易天下&rdo;，不避艱險，甚至&ldo;知其不可為而為之&rdo;， 直至以身殉道。士志於道不僅表現在他們以道自任，以身殉義，而且更表現在他們憂國憂民，超越個人生存與利益，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和深沉的憂患意識。所以，孔子說：&ldo;君子謀道不謀食&rdo;，&ldo;君子憂道不憂貧&rdo;， &ldo;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土矣&rdo;，&ldo;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rdo;。 以君子自居計程車，他們持道不屈，不以屈道而求仕求祿。墨子主張，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墨子曾因越王不用其道而拒越王封地。

墨子不以謀取物質利益作為入仕的目的，在生活僅以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為滿足，墨子曾對弟子高石子倍祿而鄉義大為讚賞。 孔子也表示，&ldo;道不行，乘桴浮於海&rdo;。 道家的明哲養生，實質上是持道不屈的另一種表現。他們表面上的脫離塵世的思想正是要求個人身心的絕對自由，面對無限的時空、領悟人生的永恆的真諦，正是在這對自然人性美的追求中，表現了對世俗社會物役禮規的憤怒與抗議，表明了他們對理想之道的執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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