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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載，天寶八年（749）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吐蕃只以數百人守之，唐士卒死者數萬。天寶十年，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杜甫晚年作詩追憶往事，曾說：「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百夫。」（《遣懷》）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哥舒翰、楊國忠等人，報喜不報憂，獻捷而掩敗，驅使百萬之眾，攻打一城，以數萬人的生命，換取彈丸土地。只因「武皇開邊意未已」，致使「邊庭流血成海水」。在「非戰」還是「尚武」這個問題上，還有一個更為尖銳、實際的問題：君王個人的慾念、虛榮，和廣大百姓的生命、利益，究竟哪個更重要？億萬生靈，難道只是君王的工具，還有沒有其獨立的人格？以數萬生命，攻取一個城堡，是否值得？除了讓君王一時高興，於國何利？於民何利？「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李華《弔古戰場文》）只要同意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句話，必然也會同意他另外兩句話：「有人曰『我善為陳（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孟子?盡心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孟子?告子下》）

天寶年間，正是唐代邊塞詩最興盛的時期，其代表作家高適，當杜甫作《兵車行》之時，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書記，杜甫曾贈高適詩，裡面頗含諷勸之意：「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諸將，焉用窮荒為？」（《送高三十五書記》）在高適、岑參等人的邊塞詩中，雖然也寫了征戍之苦，但往往只限於相思離別、環境險惡上面，缺乏像杜甫那樣的勇氣和識見，那種批判現實的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將戰爭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詩那樣的深度和力度。

最後該提一下的是：當安史之亂爆發後，儘管當時百姓的困苦比天寶年間更甚，但杜甫還是堅決主張平息叛亂。可見杜甫「非戰」，只是反對對外侵略戰爭，反對統治階層內部的殘殺，並非對戰爭一概持否定的態度。

曲江春遊

曲江春遊

眾所周知，開元年間是唐王朝的極盛時期。與此同時，玄宗的驕侈之心開始惡性膨脹，不願再問政事，唯以聲色自娛。開元二十四年（736），玄宗寵愛的武惠妃去世，儘管後宮有數千美人，竟沒有一個合他的心意，為此一直怏怏不樂。有人向玄宗推薦壽王（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生）妃楊玉環。開元二十八年，玄宗在華清宮召見楊玉環，度為女道士。天寶四年（745），為壽王另聘王妃，同時冊封楊玉環為貴妃。楊妃姿質豐艷，光彩動人，擅長歌舞，通曉音律，而且智算過人，善於迎合旨趣。玄宗得到楊妃後，喜出望外，情歡意合，恩寵備至。所謂「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白居易《長恨歌》）。楊氏權傾天下，富埒皇室，自開元以來，富貴榮華，未有能及之者，以致當時流傳著這樣的民謠：「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

天寶十二年（753）春，杜甫目睹楊氏姊妹在上巳節（古代民俗在農曆三月三日，到水邊嬉遊採蘭，以驅除不祥，稱為修禊）去曲江遊春宴飲的景狀，寫了《麗人行》。清人蔣弱六有幾句話，對這首詩作了極其形象和簡潔的概括：「美人相，富貴相，妖淫相，後乃顯出羅剎相，真可笑可畏。」（楊倫《杜詩鏡銓》引）

題為「麗人」，當然離不開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