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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寫成一個放蕩的女人，但寫著寫著，不知不覺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厭惡而喜愛，結果將安娜寫成一個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也已很難看出對楊貴妃的指責，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詩中的楊貴妃，已不是一個使唐王朝走向衰敗的禍物，而是一個忠於愛情、命運不濟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時候，楊貴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曾親眼看到楊氏一門的驕橫跋扈，不曾親身經歷安、史叛變的動亂，沒有切身的痛恨；而楊貴妃悲劇性的結局，她和玄宗的愛情，經過眾口傳說，已增添了許多傳奇色彩，在創作過程中，產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況則不一樣。在安、史叛亂前，他寫了不少傷時憂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鋒芒，常常直指楊氏；雖然這時楊貴妃已經遭到懲罰，並引起詩人的感慨，但決不會引起同情，無論在楊妃生前，還是在她死後，對國事的憂慮，始終壓倒一切。「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袁枚《馬嵬》）。杜甫所關心的，始終是國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楊貴妃一人的命運。《哀江頭》並不像錢謙益、黃生、沈德潛等人所說的那樣，是為楊妃而哀傷，而是借楊妃的今昔對比，來抒發詩人的現實感慨，這是《哀江頭》和《長恨歌》兩詩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哀江頭》是抒情史詩，所寫的是時事，楊貴妃的事只是陪襯；而《長恨歌》則是傳奇，著重寫的是愛情，時事只是這個愛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頭》半露半含，若悲若諷，回映多姿，唱嘆有聲，黍離之悲，流溢行間；而《長恨歌》則刻劃形容，淋漓盡致，層層渲染，一氣舒捲，風華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頑艷，悱惻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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