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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介紹參加

進來的。至於它的主要業務又不過是用上海工界名義發表通電，表示支援國民黨的某項政治

主張而已。我很熱心去了解這個組織，但愈瞭解得多，愈覺得整理工作無從下手，會中其他

職員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初期的熱心也逐漸減低下來了。我的職務名義雖仍保留在那裡，

但事實上不常去辦公了。

當年四月間，北京的同學們寫來幾封信，告訴我北京的情形已漸鬆弛，如果我願意北返，

大致已沒有被捕的危險。其實，當時全國各地民眾團體和反日運動仍在繼續遭受北京政府的

壓迫。四月十四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佈一次短時間的總罷課，反抗北京政府的壓迫行動。

五月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所封閉。民眾運動和北京政府的

對立日趨尖銳化。但另一方面，當年三月中旬，吳佩孚從衡陽提兵北上，直皖兩系軍閥的沖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許是因為直皖衝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這才無暇去

對付鬧事的學生。

我檢討我這次南行的經過，北京學生聯合會給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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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做了。我和羅家倫雖然覺得我們的工作成績不如理想，但我們已竭全力盡了責任。

五四運動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學們，多半已離開了學校。在上海的幾位北大學生代表都已

畢業，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已結束了他的代表任務，在那裡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

觸，準備不久到美國去。五四運動中的另一個要角，風流詩人康白情雖無代表的任務，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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