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頁(第1/2 頁)

五、西式教育的開始

清初以對俄關係重要，康熙年間，命八旗子弟於俄羅斯館學習俄文。十八世紀的中英交涉，多由在華西人及廣東的買辦通事擔任翻譯，南京、天津、北京的談判，則假手外國教士。買辦、通事流品不一，貨利是嗜，外國教士不惟往往不能達旨，甚或逞其私意，偏袒捏架。再者，與外人交涉必須明其情事，方不致受到欺矇。一八五九年，編修郭嵩燾奏陳御夷之道，其中之一即為諳習外國語言文字。北京立約後，恭親王等所擬善後章程，亦謂與外人交涉，如語言不通，文字不辨，則一切隔膜，絕不能望其妥協。請於廣東、上海商人中，挑選會習英、法文字語言之人，派來北京，挑選八旗聰慧子弟，從之學習。事過年餘，粵、滬均無合宜之人，不得已聘用英國教士包爾騰（j s burdon），招學生十人，於一八六二年七月，開始教學英文，名為&ot;同文館&ot;。經費由海關撥付。翌年，續設法文、俄文兩館。包爾騰辭職，另一英國教士博蘭雅（john fryer）代之；又一年，由美教士丁韙良（w a p art）繼任。至於學生之限於八旗子弟，大約系沿襲俄羅斯館的辦法，不欲漢人預聞外事，不過日後終於開放。

繼京師同文館而成立的為上海&ot;廣方言館&ot;，馮桂芬首發其議。京師同文館的訓練以交涉肆應為主，馮的見解更進一步。他說上海、廣州為洋人總匯，洋務亦為國家招攜懷遠大政，應為讀書明理之人所共能，不僅有稗交涉，且可培養端人正士，究習西學，多譯西書。一八六三年，李鴻章據以入奏，請仿同文館之例，於上海、廣州添設語言文字學館，選近郡資敏端靜文童，及年少聰慧的候補佐貳、佐雜，入館學習。人數既多，人才自出。&ot;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術，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才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賾索隱，由粗淺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逐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裨助。&ot;奏準之後，由馮擬定章程，名曰&ot;廣方言館&ot;，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為最早的英文教習。學生三年期滿，能譯西書全帙，作為畢業。一八七〇年，併入江南製造局。廣州同文館的西文教習為美人譚順，學生以八旗子弟為多，貢獻不大。江南製造局附設有&ot;機器學堂&ot;，福州政局附設有&ot;求是堂藝局&ot;。求是堂藝局又分法國學堂與英國學堂，一習輪船製造，一習駕駛，總名船政學堂。日後重要海軍將並多出身於此，名翻譯家嚴復（宗光）亦其中之一。

恭親王、文祥亦有感於製造機器、火器，以及行船、行軍，無不與天文、算學有關，若不從根本作起，仍無裨實用。一八六六年決定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聘西人教授，命在英休假的總稅務司赫德代為物色。保守派的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指為&ot;用夷變夏&ot;，以師法西人為可恥，因而引起一場激烈辯論。恭親王等再說明天算的重要，與西學之必須肄習，&ot;中國所當學者，固不止輪船、槍炮，即以輪船槍炮而論，僱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法終在人；講究以徹其原，法既明而用將在我。一則權宜之策，一則久遠之謀&ot;。&ot;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猶以學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ot;進一步主張令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一體學習。倭仁則謂&ot;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ot;，今以夷人為師，將&ot;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ot;恭親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