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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軍事教育，除隨營學堂外，一九〇二年，袁又開辦保定行營將弁學堂，一九〇三年開辦武備小學、陸軍速成學堂。一九〇六年，改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官學堂，為最高教育機構。各省亦分設武備學堂、講武堂、陸軍速成學堂、預備學堂及小學，北京清河、江蘇南京、湖北武昌、陝西西安設有陸軍中學。前往日本學習軍事者亦復不少，一八九八年已有二十八名，為湖北、浙江所派，次年南北洋各派二十名，浙江八名。一九〇二年，北洋派五十五名，練兵處派一百二十餘名。自費生以湖南、浙江為多。所有學生，大都先入東京成城或振武學校，再進士官學校。截至一九一〇年，畢業於士官學校者，共六百七十餘名，清末及民國初年的重要將領，除北洋武備學堂、保定軍官學堂出身者外，餘多受過日本軍事教育，參加革命者，頗不乏人。

三、張之洞與新教育

以往政府設定的學堂為數無多，性質亦隘，僅限於外國語文、技藝、軍事。近年大員中最熱心興學的為張之洞，特別是在湖廣總督任內，設立兩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六門。又立自強學堂（一八九三），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中日戰後，奏請廣開學堂，創儲才學堂於南京，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繼立農務、工藝學堂於湖北，各府均設學堂。盛宣懷亦於一八九五年設天津中西學堂分頭、二等，頭等相當於大學，二等相當於中學。次年設南洋公學於上海，分上、中、外三院，相當於大、中、小學。

劉坤一、張之洞的變法奏摺中的第一折，即論興學育才，分設學堂、改科舉、停武科、獎遊學四事。一九〇一年八月，詔命自次年起，鄉試、會試等均試策論，不用八股程式，並停武科。九月，改各省書院為學堂，省城及府、州、縣分設大學、中學、小學及蒙養學堂。凡由學堂畢業考試合格者，給予貢生、舉人、進士。張之洞首設湖北學務處，次年袁世凱設直隸學校司，以前貴州學政嚴修為北洋學務總辦。小學、中學、師範、法政、工業學堂先後具備。湖北自強學堂改為普通中學堂，兩湖書院改為大學堂（後改為高等學堂），另有師範學堂，及為生員、官員及官員子弟而設的學堂。一九〇二年詔頒行學堂章程。翌年張之洞、袁世凱以科舉為發展學堂的障礙，奏請遞減科舉。即派張之洞與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將學堂章程釐定，大致取法於日本。一九〇四年一月頒布，置學務大臣，各省置學務處，兩年後，將鄉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俟學堂辦齊，有了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停止。

日俄戰後，革命立憲風潮猛漲，袁世凱、張之洞及兩江、兩廣總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群將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詭謀。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上諭宣佈自明年始，鄉試、會試、科考一律停止，較康有為的主張更為徹底。而其所以斷然出此，最大動機仍在假利祿以籠絡知識分子。又三月，學部成立，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是為衛護治統、道統，即中學為體；尚公、尚武、尚實是為救私、救弱、救虛，即西學為用。高等教育歸學部直轄，中等以下的學堂歸各省新設的提學使。各縣設勸學所，大都為侍郎嚴修的規劃。官辦、公辦之外，私人興學先已蔚為風氣，以江蘇、湖南為盛。一八九八年，嚴修已在天津設立私學，延北洋水師學堂出身的張伯苓（壽春）主持。一九〇四年改為中學，一九一一年定名南開中學；後為南開大學，此為一九一九年之事。

戊戌政變後，京師大學堂幸獲儲存，拳亂時閉，一九〇二年恢復，設預備科及速成科。預備科分政科、藝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師範館，另有由同文館改組的譯學館。學生來自各省高等學堂及保送的生員、監生、貢生、舉人。天津中西學堂於一九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