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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六年嚴續譯斯賓塞爾《群學肄言》（h spencer：study of ciology）、亞丹•斯密《原富》（ada s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權界論》（j s ill：on liberty）、孟德斯鳩《法意》（ontesieu： spirit of laws）等書，影響不及《天演論》之大。

這時疆吏中張之洞已代李鴻章為新派領袖，他雖採中間立場，而主變則一。他說：&ot;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ot;當本通並重，不變法，不能變器；倫紀、聖道、心術不可變，法制、器械、工藝則須變。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非要，西政為要。西政指農工商礦兵學。2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關新政的詔諭屢頒，包括練新軍，設立地方學堂、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報館，選派遊歷，辦理礦務，廣設紗廠，置經濟特科。見之於實施的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編練的自強新軍，盛宣懷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為要。作全面推動的為十年來孜孜不懈的康有為。

德國奪據膠州灣是馬關條約後對中國朝野的重大刺激。一個月後，康有為再度展開活動，上書痛陳時局之危與變法的迫不可緩。謂三十年來西方專以瓜分中國為說，德國之奪膠州灣為開端，惟有下發奮之詔，明定國是，盡革舊俗，一意維新，以俄國大彼得為法。&ot;若徘徊遲疑，因循守舊，則幅員日割，欲為偏安，無能為計。&ot;

翁同龢身當對德交涉之任，與康有為有同感。給事中高燮曾奏請召見康有為，翁亦向光緒稱道康的才識。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緒與軍機大臣論變法之事，意欲面詢康有為，恭親王默而不言，因改命總署大臣先行問話。二十四日，康和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恆、張蔭桓在總署相見。榮祿為慈禧的親信，首謂祖宗之法不能變。康謂&ot;此地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ot;。廖問以如何變法，康答&ot;法律官制為先&ot;。李問六部是否可以盡撤，則例是否盡棄，康答一時即不能全改，亦當斟酌情形，逐步為之。進而詳述種種應行革改之事，謂日本維新，制度甚備，最易摹行。同日，詔命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進呈。以後康如有條陳，即日呈遞，準其具折上言，亦即給以對皇帝的發言權。翁將康在總署所言入奏，亟陳宜破格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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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湯震、陳熾、黃遵憲、汪康年、江標、馬建忠、譚嗣同、楊銳、張謇。 2以上見張之洞所著《勸學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張觀念，則由來有漸。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統籌全域性疏》，謂世界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變法須先舉三事：一為大叢集臣，躬身誓戒，除舊布新；二為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如所言可採，即召見擢用；三為設制度局，選通才主持，皇上每日親臨商榷施行。制度局為變法之原，應立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鐵路、郵政、礦務、造幣、遊歷、社會、武備十二局。各省於每道設民政局選才督辦，每縣設民政分局，官紳會辦，舉行地方自治。以上諸事，均應定入憲法。此外當行者為遣親王大臣遊歷，大譯西書，遊學外國，提高俸祿，變通科舉，設銀行、行紙幣、印花稅，遍立各種學堂，購鐵艦、練民兵，一切取鑑於日本。復策動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陝西的朱伯魯，四川的楊銳，山西的楊深秀等分組學會。此後兩月，各國的壓迫愈緊，愈堅定了光緒的變法決心，向翁索閱《日本國志》，有意以明治天皇為法。康為旅、大問題，倡聯英、日抗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