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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兩次事件，朝野均有&ot;民可制夷&ot;之感。廣州進城問題發生後，確證民心可恃。南京條約準英人寄居五處港口貿易，英人指港口為城市，要求進城。上海、寧波俱無困難，福州、廈門亦僅小有糾紛。廣州情形不同，紳民堅拒，主要為感情作用，特別是在民夷衝突之後。耆英時代，並無絕對不允之意，然迫於輿論，不得不設詞對英搪塞。英人以為進城與否，雖不關實際利害，但為條約權利。不準進城即是違約，此風決不可長。為了顏面，亦非進城不可，中國如不拒絕，不必定要進城，今既不允，則必須堅持，實亦近意氣用事。

一八四三年，璞鼎查屢請入城與耆英相見，昇平社學聲勢洶洶。經耆英婉詞解釋，璞鼎查允暫擱置。翌年，德庇時重行提出，亦未如願。粵人每遇英人思進城門，或擅入城內，輒聚眾鼓譟，甚至毆辱。一八四五年，德庇時與耆英會商交還舟山問題，復談及進城之事，耆英恐英人藉口久據舟山不還，答應考慮，即告示百姓，不可再拒。粵人標貼字帖，斥官府怯懦，如英人進城，必置諸死地。跟著發生暴動，搗毀廣州知府衙門。耆英大為恐惶，將知府撤職，重行出示，杜絕英人進城。這是民間對外問題的初次示威，並佔了上風。英政府不欲操之過急，致礙商務，擬俟情況妥協，再行辦理。

耆英原主以誠信對外，不授英人以滋事口實，殊不以粵人的舉動為然，中央的穆彰阿是他的支持者。言官則常予責難，盛稱粵民為英人所憚，不可&ot;強民從夷&ot;，道光亦謂必須固結民心。耆英雖一樣認為不可&ot;屈民就夷&ot;，須撫柔善導，不過這是不易做到的事。一八四六年，民夷衝突的事件最多，其咎不全在粵民。某次英人無故拘打小販，開槍傷人，英外相撤銷英領事對兇犯的處罪，而於英水手被毆之事，則要求懲兇，否則直接行動。一八四七年，英人在佛山遭辱，德庇時不待查究，率艦突襲省河，佔領炮臺，直抵廣州，聲言將攻擊佛山。耆英親至夷館懇商，許兩年後英人自由出入省城，劃定河南租界，懲辦兇手，粵民愈為憤恨。同年，又有六英人在廣州附近的黃竹岐被毆致死，粵民亦有三名斃命，德庇時復率軍艦來省，耆英立將兇首四名處斬，方獲無事。

清廷的對外政策，大抵為羈縻夷人，固結民心，而事實證明羈縻並未生效，民心則確屬可用。耆英初頗想做到&ot;民夷各得其平&ot;，但在民夷夾攻之中，實感進退維谷。進城事，尤使他棘手，兩年期屆，眾情是否允洽，毫無把握，曾表示辭意。黃竹岐案結，再度奏陳難當重任。德庇時的突襲，已令道光憤懣莫名，對於黃竹岐事件，更認為英人的要求&ot;荒謬已極，自無允准之理&ot;，而耆英竟將人犯正法，顯系違背了道光的意旨。一八四八年二月，召耆英入京，命徐廣縉代為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接任廣東巡撫。此一人事調動，為清廷對外態度轉變的具體表現。道光給徐敕諭為&ot;疆吏重任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ot;。

中國的外交負責人更易，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亦改為文翰（s g bonha）。文翰曾任職新加坡與滿剌加，略知華事，要求明年履行廣州進城的諾言。徐廣縉答以&ot;百姓不許&ot;。一八四九年文翰約徐面議，徐以&ot;中外大防，在此一舉&ot;，葉名琛亦謂&ot;官民合心&ot;，&ot;實有把握&ot;。於是部署軍事，密集鄉勇。四月，雙方相見於虎門英艦，文翰請定期許英人入城，徐稱不能自主，須待詔旨決定。道光的密示，謂可暫令文翰入城，惟不得習以為常。如果徐照此原則處理，可望獲致妥協，但他給文翰的照會，則加駁斥，這是因為士紳的態度決絕，他與葉名琛又以為英人謀乘機搶劫藩庫，佔領省城，復認定文翰系虛張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