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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他們幾乎沒有可用之兵，將不官兵，兵不理將，皇帝不掌兵權，機構昏庸，幾乎沒有可用的大將和人才，有用之人沒埋沒，無用之人終日巴結皇帝玩樂。明政府一蹶不振，努爾哈赤覺得時機成熟，於是以“七大恨”作為伐明的檄文，分兵兩路嚮明軍發動進攻。

1618年4月13日，努爾哈赤率步騎2萬徵明，分兵兩路嚮明軍發動進攻。努爾哈赤親率右翼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攻打撫順，明軍守將李永芳舉城投降，同時還命左翼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攻佔東州、馬根單等地。明朝遼東馴服李維翰急遣總兵張承蔭率明兵一萬去鎮壓，遭後金兵伏擊，全軍敗沒。七月，努爾哈赤又率八旗兵進入雅鶻關，圍攻清河城，明將鄒儲賢固守抵抗，結果城破被殺，接著後金又戰領一堵牆、鹼場二城。努爾哈赤在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不但使“全遼震動”，而且北京也“舉朝震駭”，就連飽食終日、萬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必須採取政策抵禦。

明朝為了安定遼東，早日把後金勢力鎮壓下去，壓滅他的氣勢，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後金的戰爭。然而，由於明末政治**，駐守遼東的明軍業已腐朽不堪，名義上雖有8萬多人，實則能作戰的不過1萬多人，而且兵備鬆弛，士氣頹靡，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為用，金鼓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這樣的軍隊實在不堪一擊。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可是，從全國各地徵調的軍隊也和遼東明兵一樣腐朽，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不少將領哭而求調。明朝出師並無取勝的把握，只是打一場孤注一擲的冒險戰爭。當時民心渙散，將帥追求安逸，無人有心戀戰。

在眾人不願出戰時，明朝勉強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以杜松、李如柏、劉綎等為副，調兵籌餉，經過九個多月的準備，到了1619年的4月，赴遼的明軍都先後到達，再加上脅迫徵調的2萬3千名朝鮮兵，總共有27萬餘人，號稱47萬大軍。準備進軍赫圖阿拉，消滅努爾哈赤。經過數月的籌劃，於次年2月，經略楊鎬坐鎮瀋陽，命兵分四路圍剿後金，會師赫圖阿拉。

楊鎬與諸將議定，分四路進攻後金，總兵劉綎率軍出寬甸由東；總兵馬林率軍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軍出撫順關由西；李如柏率軍出鴉鶻關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為主力，皆直指赫圖阿拉。此外，王紹勳總管各路糧草，楊鎬坐鎮瀋陽。明廷被自己虛張的聲勢所欺騙，洋洋得意地認為“數路齊搗，旬日畢事耳”。

但是努爾哈赤已經掌握了明軍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明軍是採用分兵合擊，聲東擊西的戰術。努爾哈赤說：“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五百人抵禦和阻滯南路的劉綎軍，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來，打擊從西而來的杜松的明軍主力，所謂“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這一部署是正確的，因為從兵力上看明軍有10萬多人，而後金只有6萬人，處於劣勢。但明軍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劉綎、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險，行軍困難，一時不易到達，只有杜松一路出撫順，渡渾河，沿蘇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兩日就可到達赫圖阿拉。努爾哈赤以3萬人對付杜松的8萬人，在戰役上穩佔優勢，取得主動權。於是他親自統率八旗大軍迅速開赴西線，阻擊明軍。兩軍在薩爾滸一帶相遇，揭開了著名的薩爾滸戰鬥的序幕。

明朝大軍浩浩蕩蕩的二十萬，其實質上不過是些臨時拼湊起來的散兵，因為沒有重視後金的實力，加以糾結蠻荒之地的蝦兵蟹將，以為自己遠不消幾刻的功夫便能搞定，派兵出戰已是不錯，沒有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