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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l;臣罔以寵利居成功&r;，可弗戒哉。&rdo;這是基於傳統史觀得出的結論，為人臣者不能威權震主，不能仰仗君王的寵信而獲得成功。但若政治人物都吸取張居正的教訓，便使中國的傳統政治遇到了不可能解開的死結，在皇權政治構架下，一位政治家只要沒有取得最高的權力，哪怕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要幹一番大事業，要對社稷蒼生做出大貢獻，不能不依靠最高掌權者的支援，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避免功高蓋主。如此，政治家的作為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事與願違，播撒龍種，收穫跳蚤。清代的大政治家如曾國藩、李鴻章，沒有一個人能取得張居正那樣的成就，不是他們的才能比張居正差，而是他們更善於保護自己。晚清也無可避免地重複晚明的結局。

朱東潤先生寫作《張居正大傳》時，正值外侮深重、烽火遍地，艱難的時局需要張居正那樣力挽狂瀾的&ldo;救時&rdo;政治家，在朱先生的筆下，張居正成為一位忍辱負重為國家不顧個人安危的英雄，而與張居正同時代的萬曆帝和某些文臣，則顯得刻薄寡恩、自私醜陋，這種判斷當然不錯。朱先生的見識顯然已經超過簡單地說張居正因威權震主而身後罹禍，因為當時的中國剛剛從帝制的泥坑裡邁出一隻腳，古老的帝國正在向現代政治體制艱難地轉型，但步履艱難，當時的人對張居正的認識不可能超越時代，朱先生以同情的筆調為張居正一些道德上的瑕疵做辯護：在那種制度和文化下，張居正不得不那樣做。朱東潤所處的時代，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以私人道德、事功成敗來論歷史人物的傳統史觀，依然還難以完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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