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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裡給我打電話的？”他問道。

“我在紐約，”伊弗裡姆說。“我想跟你見個面。”

“當然可以。”阿弗納回答道。“你為什麼不來我這裡？”

“不，不，”伊弗裡姆說。“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擾你。你為什麼不來酒店？”

他們說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見面，這樣阿弗納就不用問伊弗裡姆他這次用的是什麼名字了。雖然肖莎娜的電話不可能被錄音，伊弗裡姆毫無疑問是從公用電話亭裡打的，時刻警惕已成為他的習慣。

“很高興見到你，”第二天，他們坐在酒店裡那間狹小褪色的房間裡，伊弗裡姆這樣說。“你看起來休息好了。哦——還有一個活我們想讓你去幹。”

他並不感到吃驚。阿弗納頭一天想了一個晚上，最後得出結論，伊弗裡姆很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才想跟他在紐約談一談的。

怎麼回答，他也預先打好了主意。他還沒有做好立即就乾的準備。事實上，他在找藉口。

“這是個什麼活？”他問道。“跟以前那個一樣嗎？”

“不一樣，”伊弗裡姆說。“跟那個完全不同。”他那個讓人發瘋的習慣仍然沒有改變。阿弗納從第一次見他起就記住了這個習慣。他把一張餐巾紙舉到臉上，阿弗納以為他要擤鼻子，結果卻什麼也沒幹。“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陸。南美。”

阿弗納一言不發。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裡姆繼續說，“你不能帶家屬。就這個。但我們會安排你，呃，兩三個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個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納說。他說“不行”的口氣非常平淡。

伊弗裡姆抬起頭來，顯然很吃驚。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來。“那好，”他說。“也許你想考慮一下。”

“沒什麼好考慮的。我不想幹。”

伊弗裡姆沉默了幾秒鐘。他把手放在阿弗納的肩膀上。“瞧瞧，我們是朋友，”他說。“你怎麼了？”

阿弗納沒想到自己的口氣那麼嚴厲，也許因為他有些為自己感到恥辱。他在幹什麼？怪不得伊弗裡姆那麼吃驚：一個以色列突擊隊員拒絕執行任務，這是不尋常的。“好吧，因為我們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訴你。我們的家庭關係無法再忍受那樣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對它再也沒有興趣了。”

伊弗裡姆把手臂放下來，走到窗前。他站在那裡，看著窗外。幾秒鐘之後，他轉過身來，面對阿弗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他說，“我真的很遺憾聽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來，換了一副口氣。“喂，也許是我的錯。我太快給你打電話了。你還需要一些時間考慮。”

“我不需要時間。”阿弗納回答道。“我很高興你給我打電話，這樣我才能告訴你我不想幹了。好嗎？對不起。”

伊弗裡姆又坐下來。“我明白，”他輕輕地說。“也許你以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說。這就更糟了。阿弗納以為這種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經歷了這場戰鬥之後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緊張。我明白你缺乏長期進行下去的能力。這不是諷刺，也不是質疑，但這種說話的方式就像醫生跟病人說話一樣，一個晚期病人。雖然這不是他的錯，但是醫生也無能為力。這一刻是阿弗納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候。就如同卡爾所說，在十秒鐘之內就從英雄變成了狗熊。

伊弗裡姆接下來說的一件事更為糟糕，尤其是以虛情假意的口吻說出來的時候。

“聽著，別擔心，”他說。“別這麼鬱悶。沒事的。我們要讓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這些工作同樣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