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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服越南之後，法國人的矛頭，開始指向駐紮在越南邊境的黑旗軍和清軍，進而試圖侵犯中國的西南地區。由此，中法之間的正面衝突，也就開始日益逼近。

首鼠兩端，戰不勝，和不成(1)

按理說，清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幫助藩屬國維護國內穩定和抵抗外來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吃盡了洋人們的苦頭。如今的大清帝國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面對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強，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會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限於實力問題，清政府內部對援越抗法問題也是意見不一，朝議爭論不休，當時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是主張對法國人採取強硬措施，甚至不惜與之一戰；假如對法國軟弱妥協的話，其他列強也會對大清帝國的其他藩屬國心存覬覦之心，到時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現在就防微杜漸，即使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派觀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張之洞、張佩綸等人。

第二種觀點是主張不捲入法越矛盾漩渦，甚至乾脆放棄越南，比如李鴻章就說1874年的法越和約&ldo;語多悖謬，越王既未請示，此時中國實難代為反悔，似只有聽越之自為而已&rdo;。換句話說，既然越南對大清帝國離心離德，而且沒有求援，倒不如放棄掉算了。恭親王奕等也持這派觀點。

第三種觀點主張援助越南官軍和黑旗軍，打擊法國侵略，在必要的情況下，派清軍駐紮在越南北部邊境，相機行事，以最大可能地維護大清帝國的利益。這一派有曾紀澤、劉長佑、劉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線。

清流派少壯官員在朝議中爭辯最為激烈，這些人往往激情有餘，實務經驗不足。這些官員對於真正的戰爭，特別是19世紀下半葉世界上軍事發展的情況，大都知之甚少，甚至是紙上談兵，很多時候完全是想當然，過於天真。

譬如曾紀澤，算是出過洋見過世面的洋務派專家了，在完全不瞭解中法海軍實力對比的情況下貿然提出，出動海軍&ldo;示形懾敵&rdo;。而清流派代表人物張珮倫，乾脆就提出中國出兵攻取越南，&ldo;夫我不取越，越終折入於法，不如暫取而還封之&rdo;。

很多人以為對外妥協的一定是無恥投降賣國的，有漢奸的嫌疑，比如李鴻章，就背了這麼多年的罵名；而只要是主張強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熱血愛國，即使失敗了，那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稱頌的。

但筆者卻認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壞就壞在那些高調分子手中，譬如如今網上之憤（糞）青，往往是高談闊論，指點江山，脾氣遠勝於知識，名為愛國，實則誤國，這憤青之流，古而有之。

話說法國迫使越南簽訂《順化條約》後，中國即成為了法國&ldo;保護&rdo;越南的唯一障礙。為了消除這一障礙，法國人於1883年9月提出談判，要求清廷承認法國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並要求中國撤出駐越軍隊。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談判了無進展。

鑑於越南對中國西南地區的屏護作用，加上左宗棠、張之洞等主戰派的高聲疾呼，清廷這次也一改以往的消極態度，在敦促李鴻章加強和法國談判的時候，也把軍隊派出鎮南關，表示不惜一戰的決心。但是，清廷知道自己實力不濟，再三訓令清軍不得主動出擊，不要輕易啟釁。

&ldo;和戰&rdo;政策需要相當高的水平，清廷對國際實務難說瞭解，加之實力不濟，也是底氣不足。清政府中法戰爭&ldo;和戰&rdo;政策的失敗，關鍵還在於重心的失誤上。

所謂&ldo;和戰&rdo;，重點是戰，重心應該放在備戰上，哪怕外交做得再漂亮，甚至不放一槍一彈，問題全在談判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