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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些中國人來到莫斯科，那麼他們就得開始感到莫斯科的冷淡。計劃不像所期望的那樣進展順利。孫夫人感到不愉快，但當瑞娜想找出問題出在哪裡時，她和陳(友仁)都推諉不語。&ldo;他們拜訪重要人物，&rdo;瑞娜寫道，&ldo;我猜想，遇到的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溫馨氣氛。&rdo;在上海，這些中國人充滿期待，以為俄國人會資助一個流亡政府。&ldo;現在變得顯而易見‐‐再清楚不過‐‐經費問題可不像上海的宣傳容易讓人相信的那麼簡單。我不知道我們還會遇到什麼，&rdo;瑞娜說，&ldo;但我做好了最壞的準備。&rdo;

……

上帝知道造成的這一切。這是一個黑暗時代。這是布林什維克篝火在史達林恐怖寒夜降臨之時的最後一次猛烈的燃燒。在史達林造成的一場失敗的革命中倖免於難的瑞娜、希恩和中國流亡者，親眼看到了一位偉大人物的消亡。有傳言說托洛茨基已經被捕;瑞娜在希恩到來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戲劇廣場的一個窗戶前，試圖向人群發表演講，但看到他的聲音被淹沒下去。傳言在這座歡慶城市的一片混亂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飛因自我矛盾而開槍自殺(真的)，共產國際重組，蘇維埃議會休會。希恩在《個人歷史》中聲稱，他承受著瘋狂一般蔓延的情緒。&ldo;內心充斥著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懼的情緒，想拯救一個最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願望，令人為之感到顫抖，我的想像力捕捉著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壞訊息，將之歸結為正在增長著的恐怖，我認為這是中心問題。&rdo;

流亡蘇聯的經歷與體驗，無疑影響了宋慶齡在史達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態度。當然，作為一位非共產黨人士，她不會、也沒有必要捲入到你死我活、劍拔弩張的黨派之爭中，但從相關回憶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與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則是偏向托洛茨基派的。斯諾便這樣說過:&ldo;她並不是無保留地接受黨的路線。有一次當我對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評時，她忽然微笑著走到她的書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賣了》一書，她把書遞給我說:&l;這裡有許多真理，讀一讀吧。&r;&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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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則是宋慶齡與美國記者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伊羅生)的友誼。

1931年，在上海的美國青年伊羅生經史沫特萊介紹結識了宋慶齡，並受史沫特萊的影響，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支援下和宋慶齡的幫助下，創辦了英文刊物《中國論壇》。他在刊物廣告中說:&ldo;《中國論壇》提供正在被忽視、被歪曲、被壓制的訊息和評論!&rdo;在揭露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報導&ldo;左聯&rdo;五烈士遇難、左翼作家創作諸方面，《中國論壇》做了大量工作，在當時產生了強烈反響。伊羅生與魯迅關係也十分密切，在魯迅指導下，他編選了一本中國短篇小說集《草鞋腳》，計劃在美國翻譯出版，並已由魯迅寫序。後來，1934年，由於伊羅生不同意在《中國論壇》上發表支援史達林反對托洛茨基的文章，與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發生矛盾，《中國論壇》也隨即失去了相應的經費資助。在這種情況下，伊羅生與妻子離開上海。在北京，伊羅生與中國的重要託派領袖劉仁靜關係密切，由劉擔任他的翻譯。隨後，伊羅生夫婦前往歐洲，在挪威拜訪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並由托洛茨基為伊羅生的專著《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作序。可以說，伊羅生儘管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卻相當深地捲入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矛盾鬥爭之中。從他的態度和經歷來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把他視為不可原諒的託派分子，也是順理成章的。

但宋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