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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中國的國情。一個外國人一旦確立其地位之後，就能夠在中國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斯諾的分析，入木三分。類似的情形，可以說不只從端納而開始，也不會隨端納而結束。

不能設想，如果沒有端納這樣一個雙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選前來斡旋，僵局會很快被打破嗎?依蔣介石的性格，依中國人歷來最愛講面子的習慣，沒有端納這樣一個外國人出面，張、蔣雙方又該如何相見呢?大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當然最終決定著事態的發展，但在政治家的個人性格往往更能決定國家命運的中國，在如此關鍵的歷史時刻，當事人一瞬間的喜怒哀樂、患得患失，實在舉足輕重。

端納很榮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人物之一。

翻閱《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發現兩則與端納當時活動有關的電文。

一則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關於端納抵陝謁見蔣介石情形致龍雲密電》:&ldo;頃接端納自西安電話報告，昨抵陝，已謁見委座，甚為安適，餘人亦無恙。&rdo;

一則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關於端納由西安回洛陽及其與張學良商談情況致龍雲密電》:&ldo;本晚端納顧問回洛梗況:委座已前往張學良住宅之後樓，本日將移較舒適之處，器具甚好。端曾陪張見委座，所商皆政見問題。委座初甚憤，以後表示無論如何須回南京方能辦。而對方認為無保障，要求孔部長來商此事。現蔣夫人之意，孔有心臟病，不能來。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顧墨三來西安。今後如何決定，尚不得知，等語。&rdo;

僅從這些密電即可看出端納在突發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納的特殊性還在新聞報導上體現出來。斯諾回憶，張學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國報界發表宣告，為自己尚未釋放蔣介石做出解釋。這份電報曾從西安府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希望由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這一宣告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給了端納，斯諾在書中所引用的電文內容，即來自端納：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很遺憾，聽說端納沒有寫個人回憶錄。二次大戰後，他因病死於上海，帶走了太多內幕。也許，他早就做出了對西安事變中他為之斡旋的全過程保持緘默的承諾。不過，人們仍然可以從當時各方人士的反應中，瞭解他的行蹤和作用。這方面的故事描寫已經很多，關於他的傳記也不止一種，真希望有一天能夠有人挖掘出他的資料，找到他的日記、信件，我相信一定會有許多意外發現。

1936年第32節 西安：石破天驚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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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等外國記者們為之深惡痛絕的新聞封鎖，如今輪到幾個外國人來參與打破。

最先擔任西安政府方面電臺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萊。在經歷了事變當夜的緊張慌亂之後，史沫特萊先是幫忙搶救傷員，隨後便積極投入到支援張學良、楊虎城行動的工作之中。其中最為重要的任務是在電臺報導西安方面的動態。她回憶說:

這時南京電臺在宣傳蔣委員長已經遇害身死，紅軍佔領了西安，西安發生了搶劫和強姦事件。為了駁斥這種無恥讕言，一位報紙編輯開始以華語廣播，而由我負責做英語廣播。我的報導內容包括訪問政府官員、軍隊將領、紅軍代表和救國會領導人的報導和有關西北近況的訊息。

我的言論使南京政府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