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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冒險向朱可夫本人詢問這個問題：&ot;一天在元帥的別墅，我找了個合適的機會問1940年4月（實際上是6月。--作者按）他動身去基輔時激動的原因。流淚說明瞭什麼--如果真的流淚了的話，是因為高興，還是因為傷心？

元帥沒有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揮著一個最重要的邊境軍區。在同史達林、加里寧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員的交談中，我最終認定了這一想法，就是戰爭離我們很近，而且不可逆轉。讓我當這麼重要的邊境軍區的司令也證明瞭這點。但是，它會是什麼樣子呢，這場戰爭？我們有準備嗎？我們來得及充分準備嗎？我似乎嗅到了某種災難逼近的味道，我看著對此一無所知、為我送行的親人和同志們，看著莫斯科，看著莫斯科人愉快的臉龐，想到：我們到底會怎樣呢？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點。不知怎麼地，我有點兒不自然，接著我就忍不住了。我認為，對於我來說戰爭已經開始了。可一走進車廂，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傷感情緒。從那一刻起，我個人的生命就屬於即將爆發的戰爭，雖然在我們的土地上當時還是和平……&ot;

至於自己關於紅軍對這場戰爭是否有準備的疑問，朱可夫在同沃羅特尼科夫的談話中好像已經做了補充。可在《回憶與思考》中他對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ot;我們預見到，與德國的戰爭將是艱苦而又漫長的，但同時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打算把這場戰爭和鬥爭繼續下去，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當時我們並沒有想到，我們的武裝力量不得不倉促應戰，以致在最初的戰役中，我方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並被迫向蘇聯縱深處撤退。&ot;但是談到眼淚，元帥沒有否認。他兩眼確實流出了淚水。因為同史達林的幾次談話讓這位新上任的大將深信：戰爭即將開始。實際上，朱可夫為了取得勝利，一點兒也不憐惜戰士們的生命，不憐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戰士們。但是，朱可夫對那些他很熟悉並喜歡的人並不冷漠無情。他清楚地記得，在那場即將爆發的戰爭中--據他估算，離戰爭爆發只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星期--許多在基輔火車站為他送行的親人和朋友們死於非命。一年後，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許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戰友--他們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變得親密無間--為衛國戰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皮利希恩身負重傷，朱可夫終生與他保持著最親密的關係。在那次去莫斯科時，皮利希恩一家人對&ot;叔伯兄弟&ot;的妻子和孩子們關懷備至，而那位&ot;叔伯兄弟&ot;更多時候是在國防人民委員部忙於公務。朱可夫的女兒埃拉證實：&ot;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傳統用鹽和麵包來款待我們，並且總是熱情地迎接我們。他們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幫我們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認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們使我們長了見識，還去了劇院，所以我也沒覺得父親老不在，當時他經常都在忙公事。&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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