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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爾的父親努力同他爭論,勸說他,懇求他。
“不,爸爸;光是第四條我就不能贊同(其它的暫且不論),不能按照《宣言》的要求‘按照字面和語法上的意義’接受它;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能做牧帥,”安琪爾說。“關於宗教的問題,我的全部本能就是趨向於將它重新改造;讓我引用你所喜愛的《希伯萊書》中的幾句話吧,‘那些被震動的都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他的父親傷心無比,安琪爾見了心裡感到非常難受。
“要是你不為上帝的光輝和榮耀服務,那麼我和你母親省吃儉用、吃苦受罪地供你上大學,還有什麼用處呢?”他的父親把這話說了一遍又一遍。
“可以用來為人類的光輝和榮耀服務啊,爸爸。”
如果安琪爾繼續堅持下去,也許他就可以像兩個哥哥一樣去劍橋了。但是牧師的觀點完全是一種家庭傳統,就足僅僅把劍橋這個學府當作進入教會的一塊墊腳石;他心中的思想是那樣根深蒂固,所以生性敏感的兒子開始覺得,他要再堅持下去就好像是侵吞了一筆委託財產,對個起他虔誠的父母,正如他的父親睹示的那樣,他們過去和現在都不得不節衣縮食,以便實現供養三個兒子接受同樣教育的計劃。
“我不上劍橋大學也行,”安琪爾後來說。“我覺得在目前情況下,我沒有權利進劍橋大學。”
這場關鍵性的辯論結束了,它的影響不久也顯現出來。多少年來,他進行了許多漫無邊際的研究,嘗試過多次雜亂無章的計劃,進行過無數毫無系統的思考;開始對社會習俗和禮儀明顯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態度。他越來越鄙夷地位、財富這種物質上的差別。在他看來,即使“古老世家”(使用近來故去的一個本地名人的字眼兒)也沒有了香味,除非它的後人能有新的良好變化。為了使這種嚴酷單調的生活得到平衡,他就到倫敦去住,要看看倫敦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同時也為了從事一種職業或者生意在那兒進行鍛鍊,他在那兒遇上了一個年紀比他大得多的女人,被她迷昏廠頭腦,差一點兒掉進她的陷阱,幸好他擺脫開了,沒有因為這番經歷吃了大虧。
他的幼年生活同鄉村幽靜生活的聯絡,使他對現代城市生活生出一種不可抑制的幾乎是非理性的厭惡來,因此也使他同另一種成功隔離開來,使他既不願從事精神方面的工作,也不願立志追求一種世俗的職業。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件工作;他已經虛度了許多年的寶貴光陰;後來認識了一個在殖民地務農而發達起來的朋友,因此他想到這也許是一條正確的途徑。在殖民地,在美國,或者在國內務農——透過認真地學習務農,無論如何,在學會了這件事之後——也許務農是使他得到獨立的一種職業,而不用犧牲他看得比可觀的財產更為寶貴的東西,即精神自由。
因此,我們就看到安琪爾·克萊爾在二十六歲時來到泰波塞斯,做一個學習養牛的學徒,同時,因為附近找不到一個舒適的住處,所以他吃住都和奶牛場的老闆在一起。他的房間是一個很大的閣樓,同整個牛奶房的長度一樣長。乳酪間裡有一架樓梯,只有從那兒才能上樓去,閣樓已經關閉了很長時間,他來了以後才把它開啟作他的住處。克萊爾住在這兒,擁有大量空間,所有的人都睡了,奶牛場的人還聽見他在那兒走來走去。閣樓的一頭用簾子隔出了一部分,裡面就是他的床鋪,外面的部分則被佈置成一個樸素的起居室。
起初他完全住在樓上,讀了大量的書,彈一彈廉價買來的一架舊豎琴,在他感到心情苦惱無奈的時候,就說有一天他要在街上彈琴掙飯吃。可是後來不久,他就寧肯下樓到那間大飯廳裡去體察人生,同老闆、老闆娘和男女工人一起吃飯了,所有這些人一起組成了一個生動的集體;因為只有很少的擠奶工人住在奶牛場裡,但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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