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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他的時運不會這樣好，但是在此關鍵時刻，宣傳媒介在全國範圍內逐漸成了非常強大的權力基地。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電視，由於電視，新聞界再也不僅僅是稜鏡上的折光，而成了主要的政治因素。電視十分重要，電視記者也身價倍增。隨之而來，華盛頓的報界記者也變得日益重要，雖然他們不能左右權勢炙人的電視記者的廣大觀眾，卻能影響公眾的反應和取捨。他們界定提出的問題，幫助確定華盛頓的態度，編定華盛頓的神話，解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什麼是要害問題，什麼是關鍵領域，由此深刻影響著左右全國廣大聽眾的要人們的態度。電視不但沒有削弱報紙記者，還大大擴大了他們的權力。傑克甘迺迪宴請沃爾特李普曼，並使李普曼為之傾倒，他迷住的不僅是李普曼還有詹姆斯賴斯頓，因為李普曼深刻地影響著賴斯頓，甘迺迪的魅力所至還不止於賴斯頓，接下去的是《時代》和其他報紙駐華盛頓辦事處，影響的還不僅僅是報社，還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一頓中飯如同泛起的一陣漣漪，波波相連，向外擴散。1960年預選時，像詹姆斯賴斯頓這樣一位《時報》的主要專欄作家一旦產生了某個候選人將要失敗的想法，就和現在一個大黨的老闆產生這種想法一樣至關重要。

甘迺迪對新聞權力源頗有長遠眼光，他認為培植記者（並且要用間接方式培植記者，這種方式並非簡單的宴請，更重要的是要介入並與他們承擔共同的利害關係，這種利害關係存在於他們的職業中，存在於他們所讀的書籍中，存在於他們傾心的議題中）優於和權力大廈中的頭麵人物建立聯絡（詹森和漢弗萊從來只是極盡所能討好報紙老闆和廣播公司的高階官員）。首先甘迺迪是一個冷靜的職業政客，在轉向電視的過程，他步步穩妥，毫無差池，他向已有的慣例學習，向電視專業人員學習，但使他獲益最多的還是他自己的直覺，當然他還得益於左右人的精明的意見。約瑟夫p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的幫助就不小。1959年桑德瓦諾克爾（sander vanocur）是全國廣播公司的年輕記者，由該公司派駐芝加哥，他在那兒很快得到傑克甘迺迪的舅子薩金特施賴弗（sarnt shriver）的提攜，施賴弗是瓦諾克爾的朋友紐特米諾的好友。他和米諾的另一個朋友阿德萊史蒂文森不同，他有一部電視機，懂得如何開關，還知道螢幕上都是些誰。一天晚上，施賴弗家裡有個聚會，在聚會中有一位黃髮紅顏的老者走到瓦諾克爾跟前說：&ldo;你叫桑德瓦諾克爾，是不是？&rdo;瓦諾克爾說明瞭自己的身份。&ldo;我是喬甘迺迪。&rdo;老人說，&ldo;我在小石城見過你。你在那兒幹得真不錯。我常告訴傑克，要他花更多的時間，注意你這樣的年輕人，同時減少對報業人員的注意。我想他正在明白這一點。&rdo;太妙了，父親鼓勵兒子親善電視。

1956年，傑克甘迺迪只是民主黨內若干漂亮青年中的一個，是電視把他抬上了明星的寶座，成為全國知名人物。電視是在他失敗之時捕捉到他的風雅和魅力的。甘迺迪進入芝加哥時只是若干頗有希望的人物之一，而離開時已蜚聲全國。接踵而來的是1956年的競選。在競選中甘迺迪班子派出博比甘迺迪與史蒂文森的班子隨行，研究史蒂文森所犯的錯誤，博比此行所獲甚豐。一次，在旅途中，博比靠近紐特米諾，對他說，史蒂文森大大地低估了電視的影響，米諾同意這個看法，但心裡不免感到痛苦。博比甘迺迪接著說，在他當孩子的時候，對孩子影響最大的哦那個叫有三樣東西‐‐家庭、教堂和學校。現在有了第四樣‐‐電視。十年一晃就會過去，幾年之內電視的影響至少會躍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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