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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國營的、集體的和個體的瓜子經營者共有五六家紛紛上市，我家瓜子的銷量也因此受到影響。於是我想出了兩條妙計：一條是薄利多銷，立刻宣佈每斤由全市統一價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兩，童叟無欺，少一罰十。這一招果然靈，兩三天內，我家瓜子的銷量猛增。每天銷售三千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長。這時《光明曰報》在頭版做了報導，來自全國各地的人紛紛上門前來訂貨，可是我做不出來。

怎麼辦呢?我迅速在市郊辦了三個瓜子加工廠，僱工三十多人，日加工量七千斤到一萬斤。不久，我順勢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馬鞍山、銅陵和安慶等城市設立十六個代銷點，由原來單一的零售發展到代銷、促銷和批發等多種經營形式。

緊接著，我又把瓜子賣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兩家食品店開設了銷售點。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和《新民晚報》陸續做了報導，上海話劇團也演出了《傻子進行曲》的話劇。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轟動，來這兩家店買我瓜子的人都得排著長長的隊。接踵而來的是全國十多個省份五十多個城市的富商到蕪湖，要與我合作，讓我招架不住。我是欲罷不能了。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辦起了第四個瓜子加工廠，這個廠子有十口炒鍋，日產一萬多斤。無奈之中我又在南京、無錫、蘇州和崑山辦起了加工廠。單是蕪湖這邊廠子的僱工就有一百零三人之多，因此我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個體戶。人們稱我為&ldo;中國第一商販&rdo;。

◆僱工風波

由於一百零三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國家工商局有關個體戶僱工最高八個的規定，輿論譁然。這場爭論，我作為小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後來才陸續有所耳聞。&ldo;年廣九是暴發戶&rdo;，&ldo;年廣九是新型資本家&rdo;，&ldo;年廣九搞資本主義&rdo;。&ldo;姓資還是姓社&rdo;的爭論，從黨政機關傳到理論界，從蕪湖傳到省裡，從省裡傳到中央。

一代偉人鄧小平第一次接觸到&ldo;傻子瓜子問題&rdo;，是在1982年底，他是看到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的一份關於&ldo;傻子瓜子僱工問題的調查報告&rdo;。看完之後，鄧小平明確地對杜潤生說，對&ldo;傻子瓜子&rdo;問題要&ldo;放一放，看一看&rdo;。儘管如此，省市兩級領導有關部門還是組成兩個調查組，寫成了兩份調查報告，前者送給了當時的省委書記周子健。後者上報到國家工商總局。

1983年12月6日，國家工商總局負責人到國務院，向萬裡和姚依林兩位副總理匯報我的問題，說我偷稅，有一部分同志對我經營規模這麼大，僱工這麼多表示擔心，提出要加以限制。姚依林聽了報告說：

…傻子瓜子&r;偷稅不對，財政部的稅收要跟上。但他把瓜子炒起來了，以前有不少人炒，&l;文革，把炒瓜子的抄家了。&l;傻子瓜子，不是壞的，是拾遺補缺，再等一等。現在全國個體戶六百萬，不到一千萬，比1949年少多了，我們是不該限制的。&rdo;

國家工商總局負責人又說：&ldo;還有些同志建議用國營和集體的形式逐步代替個體。&rdo;萬裡聽了這話後擺擺手說：&ldo;不必慌張地去代替。共產黨為什麼不出&l;傻子&r;?出了&l;傻子&r;為什麼不用起來?&l;傻子瓜子&r;為什麼不能成為商品?蕪湖為什麼不研究社會需求?&rdo;

鄧小平的指示和兩位副總理的講話，我並不知道。不過，我感到我的生意好做了，外在的幹擾少了。我下定決心大幹一場，把瓜子賣到全國。於是我又到十多個省市陸續辦起了二十三個加工廠，規模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