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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的這種感受，在身為記者的斯諾身上應該說更為強烈。來到中國已有多年，他對中國官方對新聞媒體的控制毫不陌生。儘管如此，因突發事件而出現的對新聞報導的嚴格控制，仍讓他為之吃驚，甚至有一種切膚之痛。斯諾下面的這番話，描述出當年新聞封鎖所帶來的社會混亂狀況:

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宣告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臺進行震耳的幹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嘗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個字也不準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裡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做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竭力扣壓真正的訊息和事實。另一方面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像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訊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佔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了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ldo;共妻&rdo;。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給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日本是張學良的後臺。莫斯科是他的後臺。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ldo;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rdo;。他是個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觸到的傳言與斯諾描述的情況相差無幾。她每天處在傳言此起彼伏的環境中。雖然幾天後王炳南拍來電報報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處境，並且迫切希望投身歷史現場。用她的話來說，她認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著他們去完成。在那幾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國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勢。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決心。大家都予以反對。前往西安，路途遙遠，加之局勢不明，她一個女子，孤身一人，還要帶著出生才兩個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國各地的人們對西安發生的事情內幕茫然不知的時候，遠在英國的拉鐵摩爾‐‐這位後來出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美國學者，同樣為中國發生的突變感到震驚，被視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該如何對公眾解釋發生的一切。

我在倫敦時，著名的西安事變爆發了。

綁架總司令的訊息一傳來，我就接到《泰晤士報》和當地的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打來的電話，他們都提出同樣的要求:&ldo;你能不能到我們辦公室來一趟，告訴我們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它意味著什麼?&rdo;我不得不給他們同樣的答覆:&ldo;我到你們辦公室來沒有用，因為我不能告訴你們任何事情。我知道的並不比其他任何人多。&rdo;這是我一生當中惟一一次同時被當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場的報紙和共產黨報紙請求&ldo;開導&rdo;他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的確如拉鐵摩爾所講的那樣，對於整個世界來說，西安發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國家或某一陣營，它實實在在震動著全世界，它所引發的中國政治格局、權力格局、戰爭力量格局的變化，勢必影響整個世界。

1936年第31節 西安：石破天驚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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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走在西安事變漩渦中心、甚至影響著事態發展的外國人，在向人們走來。

他便是曾擔任過張學良的私人顧問、時任蔣介石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