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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斯諾完成四個月的&ldo;西行&rdo;回到西安，這種感受更加強烈。他說:&ldo;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rdo;

不過，直接採訪到張學良並將少帥的與紅軍停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公開發表出去的不是斯諾，而是他的夫人海倫。

按照預約，海倫在1936年10月由北京來到西安，準備在這裡迎接從陝北歸來的丈夫。在等候斯諾期間，她得以採訪到張學良。在這位美國女記者面前，張學良慷慨陳詞，透過外國媒體，向全世界透露了自己的抗日主張和決心。

從孫中山、宋慶齡開始，二十世紀中國不同時期的領導人早已形成了一個傳統或者說習慣，他們更願意透過外國記者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公之於世。不僅僅限於政治，甚至家庭背景的回憶、私生活的描述等等，也是率先在外國人的筆下出現，然後中國老百姓才一一得知。這顯然是那些活躍在中國的，或者一時關注中國的外國記者的天賜良機，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新聞同行們無疑黯然失色，他們只能在一旁羨慕和嫉妒。然而也應看到，許多時候只有外國媒體才能不受中國政治的限制，把官方禁止的資訊傳遞出去，在這一點上，外國記者自然有著無法取代的優勢。

這一次，海倫再次捕捉到天賜良機，發揮了獨有的優勢。

在接受海倫的採訪時，張學良表明自己的態度:&ldo;只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rdo;&ldo;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rdo;&ldo;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rdo;海倫回憶，她的關於張學良的訪問記，在西安被電報局拒絕而無法發出，於是她10月5日返回北京，當天就將之傳送給各地。倫敦《每日先驅報》，在中國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華北明星報》等，均先後予以發表。斯諾在其《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提到了海倫的這一&ldo;壯舉&rdo;。他摘錄的是1936年10月25日《紐約太陽報》上發表的訪問記。海倫在文中寫道: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隊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二十五萬人，如今只剩十三萬人，都成了&ldo;亡國奴&rdo;，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階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言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的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ldo;事件&rdo;，而是表現在這裡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他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公開熱情的領導之下，他在這方面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到他們逼迫的話。

在西安事變之前，海倫的文章是對張學良態度的最早報導。只是，此時無論海倫還是斯諾，乃至張學良、楊虎城本人，恐怕都不會想到一兩個月後，中國會發生石破天驚的一幕。

1936年第29節 西安：石破天驚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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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海倫後來可能會感到有點遺憾，因為他們都無緣出現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現場。

海倫匆匆離開西安，除了電報局拒絕傳送張學良訪問記的電文外，還有另外的原因。《走進中國》一書的作者蘭德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