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頁(第1/2 頁)

不過，戴維斯眼中的五卅慘案現場並不十分壯觀。遊行的人群在發生槍殺事件後，顯得慌亂起來。他這樣說道:&ldo;我未受阻攔，是因為那時候群眾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觀者。積極分子不是被槍殺，就是被驅散了。群眾沒有覺醒到要採取行動衝出去或者慷慨就義的程度。他們呆若木雞。&rdo;

另外一個美國人此時不在上海，但卻在北京目睹了隨後引發的全國性示威活動。他便是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羅斯福總統派來擔任蔣介石私人政治顧問的歐文&iddot;拉鐵摩爾。拉鐵摩爾雖然出生在美國，父母也不是傳教士，但和戴維斯的經歷相似的是在他也很小時就生活在中國。1900年，正是義和團運動爆發之時，不滿周歲的他跟隨在中國任教的父母來到中國。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過，十二歲時他前往英國讀書，十九歲時又回到中國，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開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亞地域的學術生涯。他回憶了當年在北京看到的這場運動:

1925年上海五卅運動時，我正在北京訪問。關於這個事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它起源於日本工廠裡的勞資糾紛，但後來工人及其支持者們將運動擴充套件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們開槍。巡警常常被說成似乎是英國警察，但他們主要是在英國警官指揮下效職的錫克人和華人。那時華人視英國人為主要的帝國主義者，因此槍擊引起的義憤主要針對英國人。在訪問北京期間，我發現許多美國人不是顯示帝國主義者一致反對革命學生，而是在他們的人力車上插上小塊美國國旗，似乎是說&ldo;我不是英國人&rdo;。

拉鐵摩爾自稱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中國發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寫道，當時北方的英文報紙《京津泰晤士報》認為這些遊行示威者，是&ldo;由自認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學生組織起來的無知的工人&rdo;，但他覺得這是站在英國人立場上的看法。他這樣認為：&ldo;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槍擊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從我在中國度過的童年和經商的經歷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場是:他們政治上不勝任，只是衝來衝去大叫大嚷他們不懂的東西。&rdo;

不同的外國人，對正在發生的一切自然會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他們是無法迴避的，這就是五卅運動在改變著中國歷史。

戴維斯看到了因五卅慘案而被激發出來的民族主義與革命的結合。他寫道:

強有力的政治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在上海的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總共約二百人‐‐和其他積極分子在煽動鬱積心底的仇外的怒火。&ldo;五卅&rdo;變成了一個口號，遇難者都成了烈士。一次總罷工使上海陷於癱瘓。英國企業在全國受到抵制，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舉行示威和罷工。英國人統治下的根據地香港有好幾個月一切活動陷於停頓。

民族主義就這樣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對帝國主義‐‐給五卅運動以動力。主要是學生和工人推動運動發展，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結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國出現了產業無產階級。此外，產業工人在整個社會等級中可能處於比傳統的苦力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豐的知識分子和勞工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鴻溝。

現場群眾&ldo;呆若木雞&rdo;，卻不妨礙這一事件成為歷史的轉折點，民族主義一旦與革命相結合，就必然產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維斯後來正是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十七歲時的他所目睹的那個場面。十月革命後，俄國布林什維克黨人正熱切企盼歐洲、亞洲一些國家也發生革命，從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於是，中國目前發生的一切，對於這些俄國人來說的確是不可多得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