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部分(第3/4 頁)

產階層的群體特徵分析（3）

知識階層

龐大的具有現代專業文化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與日益增多的現代文化機構密切相關，截至抗戰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學校，幾十所圖書館、博物館、體育館，幾十家廣播電臺，幾十家電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機構與醫院，上千家報紙雜誌社、通訊社等。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壯大，為城市的現代文化設施與日益擴大的社會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資源。巨大的供需市場結構使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優勢介入社會，成為促進上海城市現代化的生力軍。忻平，同前引書，第137頁。

作為知識階層，其首要特徵是以知識求生存，以文化求發展，將本能的個人謀生行為上升為一個階層自覺的現代社會實踐。同上引書，第137頁。在歐洲，只有當庇護人制度開始衰落，在17和18世紀出現了需求知識產品的更為廣大的公眾之時，具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才有可能蓬勃發展。劉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前言第6頁。　同樣，伴隨著上海社會轉型和文化商業市場的發育，從傳統社會中心退居邊緣的知識階層，卻因現代社會的發展促成了他們在文化傳播事業中的主體地位和巨大功績。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包括對大眾傳媒話語權的爭取以求得生存和發展的知識階層，在這一過程中確立起現代化啟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獨立人格。其文化自覺表現為文化主體意識的樹立，現代社會準則的維護，傳播科學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會道德的實踐。與“重估一切價值”的五四時期相比，轉型期上海知識階層的文化活動展現出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內涵，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無論在內容、方式還是向度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不同於職員階層的保守心態和依附人格，知識階層更多的是以獨立人格和自主意識作為發展的前提條件。這一方面源於近代以來知識階層從官僚統治階級中分離出來，其讀書取仕為業的傳統角色已經消失，另一方面在於商品經濟、文化市場給他們提供了保持獨立人格所必需的生存基礎和職業基礎，並由此獲得了獨立的社會身份。正如陳明遠所指出的，“從公務員走向自由職業者”的魯迅，其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以他超越了“權”和“錢”的自由職業作為穩固的經濟保障的。陳明遠，同前引書，第160～161頁。

其次，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知識階層將文化的主體意識與社會改造、社會運動相結合，將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與救亡禦侮的現實相勾連，表現出一以貫之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雖然他們與職員階層同屬中產階層，但兩者在政治態度、價值觀以及社會意識等方面卻有著明顯的差異。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多重複合體，既是中國社會現代素質最高的群體，具備了西方知識分子“按自己理性行事應當成為行為的基本準則”（康德）的理性人格，並要求將此外化為獨立的社會人格來改造社會，又深受傳統倫理道德的濡染，時時以內化的道德力量來規範自我。圍繞這一切的社會行為與目標取向均指向了現代化，哪怕他們既無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又無現代法理與民主機制的保障。因此，從五四時期到30年代，知識階層走過了一條從改造傳統文化到改造整個社會之路。忻平，同前引書，第139～140頁。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由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第一批黨員53人中有據可考的為44人，其中教授7人，編輯、翻譯、記者7人，律師1人，國民黨左派1人，中小學教師6人，留學生6人（內勤工儉學4人），大學生10人，中學生5人，工人只有1人，平均年齡不到26歲。王來棣：《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杭州：《浙江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