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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ldo;中外會防局&rdo;制定的《借師助剿章程八條》中有：&ldo;復寧波以樹聲援&rdo;、&ldo;乘空虛以取蘇州&rdo;、&ldo;會曾兵以攻南京&rdo;三條。它若實行，外國侵略軍不僅在上海和沿海地帶，而是可以越蘇州深入江浙內地。這預示著將為擁有強大實力取得鎮壓太平天國&ldo;首功&rdo;的曾國藩所不容。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上海的&ldo;中外會防&rdo;已經開張妥當之後，買辦官紳們才以&ldo;公呈&rdo;形式透過江蘇巡撫兼通商大臣薛煥向清廷中樞通報，這已是事後20餘天的文章了。這種先斬後奏，照例應為清廷所不容許。但這時清廷卻改變了態度：不是反對&ldo;借師&rdo;，也不指責&ldo;先斬後奏&rdo;欺瞞君上，而是俯從上海買辦官紳的意願和所作所為，讚許他們&ldo;自系確有見地&rdo;說：&ldo;即著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紳士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剋日辦理。但於剿賊有裨，朕必不為遙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說，亦可酌量定議。&rdo;很顯然，&ldo;借師助剿&rdo;儼然成為清王朝的國策了。&ldo;朕必不為遙制&rdo;一語，是給上海買辦官紳的特權，即不必有所顧忌地自行其是。&ldo;酬謝之說亦可酌量定議&rdo;，即慷慨出讓大量權益的同義語，而這，正是對1860年上海買辦官紳所提出的：&ldo;如果借其兵力轉危為安，我國圖報，唯力是視&rdo;的確認。為了取信於洋人，不是&ldo;事後酬謝&rdo;，而是馬上於1862年2月15日即批准&ldo;暫開豆禁&rdo;，任洋船奪取沿海運輸大利。接著還在宗教政策上大大讓步，&ldo;保護傳教人&rdo;，為外國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和意識形態上的滲透敞開大門。

&ldo;中外會防&rdo;的中方主力，當然是曾國藩。觀於&ldo;會曾兵以攻南京&rdo;一語，可以得知。但最迫切的不是會攻南京，而是如何保上海。上海官紳固然大力赴皖乞師，清廷中樞也&ldo;屢飭曾國藩&rdo;遣軍援滬。1861年11月下旬，滬、皖間已經談妥由曾派兵來滬之約，&ldo;中外會防&rdo;時曾兵應該到滬。可見曾國藩已充當&ldo;上海中外會防&rdo;的要角。他直截了當地表態：&ldo;寧波、上海皆系通商碼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遵而共守之。&rdo;並致書吳煦說：&ldo;一切由各紳經理，亦須中丞（指薛煥‐‐引者）與閣下從中主持，鄙人與聞斯議，斷不敢置身局外。得則與諸君同享其利，失則願鄙人獨執其咎。&rdo;授權於上海官紳&ldo;主持&rdo;&ldo;借師助剿&rdo;事宜，不要有任何顧慮大膽地幹去，&ldo;失則鄙人濁執其咎&rdo;，放心好了。正規地說，曾國藩涉足洋務是1861年下半年與滬上買辦官紳談判&ldo;借師助剿&rdo;並參與&ldo;中外會防&rdo;開其端。也就在這年秋天，他第一個在安慶辦了內軍械所，製造新式槍械彈藥和試造小火輪。

曾國藩參與上海中外會防，當然不可親臨其境，而是派得力親信李鴻章去的。1862年4月8日，李鴻章乘外國輪船抵上海。他的淮軍（其中有部分湘軍）6500人，由上海買辦官紳僱洋輪從安慶東駛透過太平軍江面防區運至上海。這支強悍的反革命武裝，從此成為上海&ldo;中外會防&rdo;強有力的支柱。它在外國侵略者眼中是&ldo;以華制華&rdo;的得力工具。

然而，李鴻章不同於上海買辦官紳。他為了辦好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ldo;大事&rdo;，順著買辦官紳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