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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日《泰晤士報》發表莫里森的電訊兩天後，20日，使館區被團團圍住，這裡與外界的聯絡徹底被切斷。被困的有外交官、衛隊以及上千名中國教民。他們中間有兩位記者，一個是美國記者克里爾曼，另一個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辦法把訊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張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紙片兩面寫了一篇電訊稿，紙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後，把它藏在一個裝有稀粥的碗裡，交給一個年輕的中國教民。這個教民從牆上翻過去，假裝成一個乞丐，試圖混出包圍圈。但他最終未能成功，天亮時又退了回來。莫里森取回了紙條，把它貼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儲存了下來。這樣，才使後來的史學家有機會見到它。

儘管莫里森被公認具有冷靜的性格，但後來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寫這張小紙條時，他還是流露出了緊張。開頭一句，他寫道：&ldo;自1月20日被中國軍隊包圍以來……&rdo;他明顯寫錯了圍攻開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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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記者沒有了音訊。為西方媒體提供訊息的任務落在了駐上海的特約記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國的《每日郵報》發表了駐上海特約記者的電訊，聲稱北京的外國使館已經被攻佔，所有歐洲人全軍覆沒，這個訊息在歐洲頓時引起強烈反響。這個特約記者如同一個小說家，把現場描寫得活靈活現，極為煽情。他寫道：

歐洲人面對勢不可擋的嗜血成性的瘋狂的野蠻人群，沉著勇敢地戰鬥到底，在彈藥尚足之時，他們冒著中國人的槍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們的進攻，當他們最後一梭子彈打出去之後，他們的最後時刻也便來到了。但他們都視死如歸。他們堅守在殘破不堪的陣地上繼續抵擋中國人的衝擊，直到在數量上完全被敵人壓垮，最終犧牲在陣地上。他們死得其所，沒有給我們丟臉，他們為那些將在他們的屍首上被殺戮的、毫無自衛之力的婦女兒童戰鬥到最後一刻……至於夫人們，不消說，她們在這可怕的時刻是無愧於她們的丈夫的，她們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長時間、殘酷的痛苦，都盡節而亡。

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報》轉發了這條訊息，並特地配發了社論。過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報》上從未出現過，他採寫的訊息都是以&ldo;特派記者&rdo;的名義發表的。而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並成了《泰晤士報》為之哀悼和頌揚的&ldo;我們盡職的特派記者&rdo;：

在犧牲於清朝京城的人當中有一位應得到我們特別的敬意，他就是我們的駐北京記者喬治&iddot;歐內斯特&iddot;莫里森醫生。在他的充滿驚險經歷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醫生多次死裡逃生，每當緊急時刻，他總是有無盡的智謀。因此，我們不能完全放棄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經在最後的屠殺中，趁著混亂脫身逃走……

《泰晤士報》的社論中還這樣稱頌莫里森：

任何一家渴望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其他報紙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里森醫生更忠誠、更無畏和更能幹的僱員。

在澳大利亞，莫里森的家鄉吉隆，得到訊息後為他的&ldo;不幸殉職&rdo;降半旗誌哀。

然而，莫里森並沒有死，北京的使館區也沒有被攻佔，更談不上&ldo;全軍覆沒&rdo;。《每日郵報》在上海的那位所謂特約記者，不過是根據想像編造了這樣一條聳人聽聞的訊息。在西方新聞史上，這是一場鬧劇，一個彌天大謊。

事後，莫里森自己在1900年10月20日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詳細敘述了這個所謂&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