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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泰爾寫道：&ldo;這個法律的第一條，雙方都承認存在著一種正規戰爭。如果人們希望在這種武裝的暴力行為中也有秩序或規則。那就是要確立一條限制戰爭產生災難的界限，並且要使和平得以歸來的大門永遠敞開。這一條是絕對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導原則，那就不可能了，因為國家不承認有高於它的法官。

所以，決定戰爭行為的合法性以及戰爭效果的權利，從外部來看，從人類之間的關係來看，都不是依賴戰爭理由的正義性，而是戰爭手段的合法性，‐‐這既是說，一切都應該符合於正規戰爭的要求。&rdo; [ 作者註：《萬國公法》（約瑟夫&iddot;奇蒂翻譯，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頁。 ]

關於戰爭中所應用的正當方法，他又談到：

&ldo;任何施加於敵人的不必要的傷害，任何不能帶來勝利以及不能促使戰爭結束的敵對行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責的放縱行為。

但是，這种放縱行為有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國與國之間，要有相當的忍耐。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為使戰爭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就需要準確地決定進行戰爭的時間會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對這一點作出準確判斷，國家仍然不會承認，因為她對每一種指導的形式都要進行判斷，她要繼續完成許多的職責。如果你為指責戰爭中過分殘暴的指控開啟了大門，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數，而且也會影響對峙的雙方，使他們在思想上增加敵意，並使新的創傷不斷出現。只有一個被徹底摧毀，寶劍才會插入劍鞘。所以，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提出一個共同的規則。這種規則應該不受環境的限制，切實可靠，而且容易應用。當然，這些規則不應該教育人們用絕對觀念去觀察事情，如果那樣就與我們的描述不符合了。&rdo; [ 作者註：《萬國公法》第369頁 ]

所以，&ldo;節制&rdo;是一個關鍵。應該不使什麼東西得以阻礙和平的恢復。關於這一點，伏泰爾說：

&ldo;一個和平條約只不過是一種折衷的結果。如果人們在戰爭中堅決遵守嚴格而刻板的正義規則，雙方都固執地行使自己的權利，並且互不讓步，那麼，他們就不可能簽訂和約。涉及引起戰爭的問題，當然需要有一方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要責備自己有過不公正的要求。關於這一點，除非已被逼到最後的絕境，不然是很難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認他的事業是非正義的，那麼，他就必須同時譴責為支援這一事業而進行的每一個行動。同時，要歸還掠奪來的一切，賠償戰爭的費用，並且補償損失。於是就產生另外的問題：對於所有的損失，如何形成一個正確的估計？對於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傷亡，以及家庭的毀滅，又該付出什麼代價？當然還不只是這些。遵守嚴格的正義規則，就要求使非正義戰爭的始作俑者受到相應的懲罰，並保證曾經遭受他的進攻的人們在未來得到安全。……即使是正義的一方，他也會越出合理自衛的範圍，而在進行戰爭的過程中，因不適當的過分行為而致罪，儘管這一方的戰爭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許有許多冤屈，不過嚴格的正義規則將要求補償他們。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並且奪得了超過他所受損失的價值的戰利品。但是，有誰能準確地計算和正確地估計這個呢？……繼續進行戰爭，直到一方完全毀滅為止，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從事某種事業，我們最終還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和平的恢復，因此，應該指引我們所有的措施去達到有益的目的。但是，這裡沒有其他的權宜之計，只能考慮雙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滿的折中方案，並且透過實際上平等、公正的會議，來結束所有的爭議。這是容許的。在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