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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FRONT——那時我們還年輕。

“況且，律政署已經決定起訴。”或許因為熱，他緩緩地脫了外衣，隱現了結實均勻的肌肉，緊緊地收縮，又放鬆，才道：“伊雲思。現在真的不比從前了。英國人的勢力沒落了。他們日子不多了，犯不著冒險討好其他人。華人又不成氣候，所以，律政署那邊，很難。”我低聲道：“我可以用錢。”

他轉過身，和往日一樣眉目端好：“你要錢，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臉容仍然令我心動。我愛他不比愛大衛兒少。“伊雲思，你還是不要冒險了。早日回去吧。留在這裡，看著你熟悉的人與事，一點一點地失去形狀，我不知是敗壞還是新生，但眼看著這一切，也不免難堪。我才41歲，移民養老又太早，沒辦法。但你不一樣，你回去，比較安樂。”我忽然見到大衛兒捧著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會停下來。這幾年來，你老多了。我擔保現在和你跑長途，你一定賽不過我呢。”如此一來，我失去大衛兒，我又失去他了。

“謝謝。”我說，“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頂帽，好好的，保護我自己。來到香港以後，因為熱，也因為容易，我已經忘記愛爾蘭冷酷而又艱難的冬天了。

大衛兒上庭後我便遞了提早退休的申請。拿著過百萬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連開一個香菸報紙店，或許設一個加油站來經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變。我遞上退休申請才沒一星期，沒有警員再給我買菸或遞菸灰缸了。他們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辦公室的報紙。

我後來去過精神病羈留中心探過陳路遠。雖然數名醫生都檢定陳路遠精神正常，他們還是將他放在精神病羈留中心，比較安全。我去看他，或許是跟他說再見的，雖然他不會明白。他頭髮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懲教人員說他從不講話，獨自在囚室裡讀大英百科全書，晚上拉提琴：“重重複復，很沉悶的音樂。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裡永遠帶著一幅全家合照，還有一隻牧羊犬，等等。陳路遠不會跟你說話的了，好心的懲教小夥子解釋，好像有義務讓我不要太失望。

陳路遠見著我，像兒子見到父親，很高興而又有點拘謹，安安分分地坐著。我亦無話可說，只是送他幾張鐳射唱片、一個耳筒鐳射唱機，一隻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試試聽。”這次播的是韓德爾。他的音樂像一隻冰涼的手，讓我們慌張火熱的心靈，得到安慰。二人並無言語，只在音樂裡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聾的貝多芬。音樂是孤獨者的言語。

播了半套的《彌賽亞》，我必須離去了。離去前陳路遠跟我握手，仍然溫暖，而且誠懇。我跟他說：“小心照顧身體。誰知道呢，外頭這樣亂，說不定會鬧出巴士底監獄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們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後很多年的事。到時世界不認得你，你自然也不認得這世界。這多好，像重生。”他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笑了。我又道：“這傢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過他便好像了斷我在香港的牽掛。林桂後來借我20萬。不為別的，只為了大衛兒的保釋金。我在會所酒吧碰到他，還沒有開口，他已經寫好支票給我，道：“慢慢再還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一生從未為金錢擔憂，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錢的沉重與痛楚。當夜林桂喝得特別多，不停的講粗話，That　mother　fucker，this　fat　asshole，一直到凌晨2時酒吧關門，他才搖搖擺擺地要去開車。在會所門口，海風吹來，銅鑼灣避風塘的遊艇晃動，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滅。

他忽然緊緊地抱著我，道：“伊雲思，你老了，而且軟弱。我心目中的你總是高大強壯。多麼殘酷。”我推開他，道：“你醉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