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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重譯一遍，各有短長。此稿交治均保留紀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愷記(圖章)

1979年12月翻譯家戈寶權先生訪問我家，特地來慰問我母親。在聊天時，他勸我趁母親健在時，請她回憶一些父親的情況。我那時還沒有想到要做一個專職的&ldo;豐研&rdo;工作者，但我還是按戈先生的關照去做了。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確實有點幫助。我也請戈寶權先生有空時寫些回憶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實在太忙了。終於沒寫成，遺憾!那天我還問起了他關於夏目漱石《草枕》的譯本。他回北京後，給我來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譯本詳細排列出來：第一個譯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書店出版的崔萬秋所譯;第二個譯本是1930年上海美麗書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譯;第三個譯本是1942年偽滿時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譯;第四個譯本就是1958年爸爸譯的。那麼，1974年的新譯稿該是第五個了。但據戈先生信上說，郭沫若其實從未譯過《草枕》，那是投機商利用崔萬秋的譯本重印而擅自改變譯者名為郭沫若的。他說李君猛的譯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萬秋譯本的。這樣看來，自1929年的譯本以後，實際上就只有爸爸1958年的譯本和1974年1月的新譯稿了。

爸爸的&ldo;地下工作&rdo;成果多麼豐富!他真是一個永遠閒不住的人!

這段時期，登門拜訪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認識的故鄉的於夢全先生(爸爸幼時的塾師於雲芝是他的叔祖)，時時來上海訪問，送一些爸爸喜歡吃的豆製品之類。有一回，他送來我祖父豐鐄親筆書寫的自作&ldo;竹枝詞&rdo;扇子一把，爸爸驚訝地觀賞，連連讚嘆&ldo;難得難得&rdo;。後來華瞻哥看見也喜歡，便要了去。

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在上海&ldo;沈大成&rdo;點心店當廚的盧永高先生，千方百計找到我們家來訪問爸爸，以後一直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呼萬喚始出來

1972年12月30日，&ldo;審查&rdo;結論總算出來了。但並未帶給我們預想的喜悅。原因是：它來得太晚太晚了!而且並不理想。審查結論是&ldo;不戴反動學術權威帽子，酌情發給生活費。&rdo;不戴&ldo;帽子&rdo;，應該說是人民內部矛盾，卻為何又像對待反革命分子(敵我矛盾)一樣只發給生活費120元，而不恢復原薪220元。生活費雖然比受審查期間的六十元多了(他們算是上門實際調查了生活用費)，但這種莫名其妙的結論讓人一頭霧水。問了畫院的領導，他們也無法解釋。我看&ldo;文革&rdo;搞到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復原樣，豈不說明他們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錯了芽選這才定下了這麼個不三不四難以自圓其說的結論。

爸爸盼望早點&ldo;解放&rdo;，從1968年年中給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1972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卻盼到這樣一個結論!

下面我把爸爸給新枚信中盼&ldo;解放&rdo;、盼行動自由後好去石家莊與新枚團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給讀者看。這些可都是爸爸心靈深處的呼聲啊：

&ldo;我解放已不成問題，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現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餘十二人，看來不久即解決。我無疑是&l;一批二養&r;。且有補發工資，歸還抄去存款之說。故我很樂觀。你說退休問題，只要解放，出外即無問題，用請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l;解放&r;之人，今見我，搖頭皺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rdo;(1969&iddot;6&iddot;22)

&ldo;政策拖延，上週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內。還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輪到我。&h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