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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平等的條約明文規定外國傳教士可隨意在華&ldo;開設教堂&rdo;，不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ldo;安然人內地傳教，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絲毫不得苛待禁阻&rdo;。更有甚者，當簽訂《北京條約》時，其中有關外國傳教士&ldo;在各省租買回地，建造自便&rdo;的條款，竟完全是充當翻譯的傳教士艾德擅自新增的。由中我們可見當年傳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對此，他們曾歡呼：&ldo;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來臨&rdo;，&ldo;中國幾乎出乎意料地對傳教教士、商人和學者開放了，這個國家事實上已落入我們的手中，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18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rdo;。

自《南京條約》之後，各帝國主義教會完全開啟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大門。它們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傳教點為基地長驅內地，傳教士的足跡一時間遍及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到1900年，在中國的西方教徒已達72萬人。

但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初期，遭到了中國各階層人士的抵制和反對。有身份地位的傳統世家，即&ldo;上層社會&rdo;因為受&ldo;尊王攘夷&rdo;的傳統影響，視基督教為洪水猛獸而敬而遠之；自食其力、尚能溫飽的小康之家即&ldo;中層社會&rdo;則也是採取現實一點的態度，敬鬼神而遠之。我們知道，傳教士要傳教要佈道就需要有固定的聽眾，於是他們專從街頭召集一些窮苦人家即&ldo;下層社會&rdo;的孩子，以提供免費的吃喝為條件對他們進行傳教。然而，廣大的勞動大眾最終也無法成為外國傳教士傳教的真正物件。因為他們大多有很深的傳統意識，認為基督教是邪教，認為信仰洋教就是忘記祖宗大逆不道，該遭眾人的唾罵等等。

這就是為什麼孔繁慈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肯下決心去洋人辦的醫院為兒子治病，而且為什麼孔繁慈這個有病投醫的正常舉動會遭到族人的指責和鄉裡鄙視的真正原因。可以說，它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心理。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直接佈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尋他途轉向了慈善事業。他們辦學校、辦醫院。很多的基督教傳教士想透過生活接觸諸如開辦學校、醫院和出版機構等社會活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透過辦學校和教學生聖經、科學和數學，同時配以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課程，培養出一批聰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從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時透過那些聰明的教徒作為他們的助手，幫助他們在中國傳播福音。另一方面，辦學校、辦醫院，可以透過學校讓中國人瞭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們生活習俗，進而引導中國人崇敬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習俗，達到他們佔領中國文化領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對中國禮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種新的衝擊和挑戰。在傳教士眼裡，學校首先是傳教機關，其次才是教育機關。學校對於那些家境好、能請得起家庭教師或有能力在私塾讀書的孩子來說無所謂，而對於家境不好的孩子來說，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讀書學習的機會，讓他們透過學習英語和數學等知識而開闢一條通向財富和權勢之路。外國傳教士還試圖和中國官員合作，對少數中國紳士進行西語。科學方面的專門訓練。當時，教會還創辦女子學校，開展醫學和農學方面的研究。逐漸地，中國人開始把教會學校當做學習西學的基地，做為進一步出國留學的階梯。

教會辦的學校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確實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學規模的學校在中國建立，同時還有中學、大學和女子專門學校等等。

上述情況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國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基督教公理會的教友們，成立了一個以中國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