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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成員都包括進去，並以特定的政治檔案管理相配套，從而直接影響著每位社會成員的發展前途。嚴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級制直接損傷了社會的活力，妨礙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

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4）

改革開放以後的一段時間，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隨著“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提法的被摒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社會經濟資源壟斷的局面明顯鬆動，社會中的自由流動資源出現並增多，社會成員的自由流動空間迅速擴充套件。與之相適應，中國民眾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開始瓦解，社會成員開始具有了自我意識，具有了自主選擇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開始大幅度提高，社會的創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會財富的創造源泉得以大面積湧流，這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人民正是透過基於自由的創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業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為限制，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進步，推動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巨大變革。

同時還應看到，這個時期人們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種初級的自由，是一種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層面上能夠對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提供保護的自由，而遠遠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長期穩定的意義。就總體而言，中國社會這一時期的自由同嚴格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缺乏必然的聯絡。中國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間並非市場經濟所提供的，而是解除了束縛之後的、沒有限制所造成的，或者說是規則真空造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改革初期，中國發展程序的迅速推進，與其說是得益於新體制的建立，倒不如說是得益於舊體制的瓦解，換個角度講也就是得益於某種“無序”狀態的形成。由於在改革初期還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會執行規則體系和市場經濟規則體系來代替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於中國的改革缺乏經驗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詳細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對於中國改革程序的推動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對於社會成員來說，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規則體系，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適應。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這一特定時期內中國社會的某種“無序”狀態亦即規則的混亂和匱乏現象。這裡，從某種意義上講，既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人身束縛，也沒有現代意義的市場經濟背景，因而只能說是一個初級的、有限的、不確定的、易於走樣的自由空間。當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具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這樣的一種自由空間和自由狀態顯然只能是短期的、脆弱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自由缺乏制度層面上的系統保護。一個形成鮮明對照的事實是，在這種自由開始20多年之後的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的規定方被列入《憲法》。在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條件下，自由同平等兩者之間勢必會產生相互脫節的情形，自由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也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市場轉型最初縮小了城鄉不平等，但是，隨著市場改革的推進，社會不平等也隨之加劇。因而，當改革程序發展到一定地步時，就必然會面臨著系統建立新的規則和制度體系的任務。

“自由相對有餘而平等相對不足”這一特定的時代條件必然會導致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自由有餘而平等不足”意味著，社會主要群體如工人階層（包括農民工群體）、農民階層在不規範的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競爭中很容易處在明顯的劣勢位置。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需要經歷一個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在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一方面中國市場經濟的意識開始普遍形成，各個群體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相互競爭的情形；另一方面，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處在規則真空的狀態，舊的規則已經不管用了，而新的規則體系尚未系統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