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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組織，它能滲透其疆域並型塑制度化的運作，“小政府”的權能形態顯然不足以擔負此必要的功能。另一方面，國家政權建設不可避免地涉及制度的供應和需求問題，中國應該選擇何種行政發展模式？是新公共管理，還是現代官僚制？也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新公共管理”主張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把某些公共服務交給私人部門或其他非營利組織，放棄政府的部分社會職能，以此來再造政府及公共管理，這或許適應當代西方政治與社會發展要求的產物，但由於我國的現代國家構建與西方並不同步，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也存在著巨大差異與差距，雖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取得了成績，但在中國卻未必能夠成功。福山在《國家構建》一書中曾提到非洲國家失敗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為了回應市場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政府向非洲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建議，史稱為“華盛頓共識”，旨在透過經濟自由化的改革，縮減國家部門的運作。但在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由於國家的制度化水平相當低，健全的現代國家體制框架尚未建立，反而帶來經濟每況愈下，貪汙盛行。問題在於，國家部門在某些領域應該收斂，但在其他領域卻必須強化，許多經濟學家對於國家體制構建知識和基本概念的混淆，無法釐清國家本質的諸多層面，不能理解國家體制構建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結果導致失敗。這表明，市場化和新公共管理運動並非萬能，現代國家體制的建設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討論削減政府人員和機構多少並非是解決問題的“萬能之鑰”，重要的是政府能力和作用範圍，以及是否有法治和監督。因此，學習如何構建現代國家體制並精益求精，乃是攸關未來中國發展的核心議題。

第二，區分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之間的差別。在強調充實政府機構的同時，可能會出現另一種誤區，即認為國家的專斷性權力應得以強化。事實上，我所主張的是強化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即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而非增強國家“專斷性權力”。為了搞清楚這兩個概念，我們有必要從*？韋伯、邁克爾？曼和法蘭西斯？福山三位大師的著作中汲取廣袤的知識資源。其中，邁克爾？曼關於社會權力來源的研究向我們昭示了兩個層面的國家權力，其一是國家的專斷性權力，即國家採取的系列行動不需要與公眾社會進行常規化、制度化的溝通；其二是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即國家能力。它指的是國家事實上滲透公眾社會，在其統治的領域以提供“後勤補給的方式”有效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這種“基礎性權力”在所有的工業社會中不斷強大並得以發展。他還指出，近代以來，就國家能力而言，專制的法國並不比*的英國強大，因為“專斷性權力”的後勤基礎不如“基礎性權力”的後勤基礎強大。英國政府能夠汲取比法國更多的財政收入，能夠更有效地動員社會各階層，從而更有效地提供內部的統一秩序，維護國家的對外利益。他的研究提示我們有必要對西方模式及蘇東改革實踐作出較為理性和公正的思考，反思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例如專制或統制主義有利於國家穩定與強大，而*可能削弱國家能力等所謂“常識性”問題。就當前中國的改革而言，實際上面臨著艱鉅的雙重任務，即在縮小國家的專斷性權力同時，又要擴大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在限制國家專斷性權力的基礎上又要強化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換句話來說，在解構統制主義國家的同時實現現代國家的構建。我們不應簡單地將J市的政府建設理解為一個政府累積權力的過程，而是一個制度化穩步發展、“基礎性權力”的累積過程。

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成長與目前情勢（8）

第三，釐清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常見的兩個誤區。首先，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是簡單的“你撤我進”，過去的這十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