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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即放下手頭的工作，立即趕到了銘星律師事務所。趙星奇將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遞給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審判長的名字：程永順。時間是2001年5月14日。這張裁定書也不過那麼幾行字，但是我卻看得極慢：

&ldo;本院經審查認為：方便當事人訴訟，方便人民法院審理……&rdo;這就是&ldo;兩方便&rdo;，然後就作出了這樣荒謬的&ldo;方便&rdo;裁定：&ldo;本案移送張建偉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rdo;。

我無法理解：&ldo;這叫什麼&l;方便&r;？這明明是在刁難我們嘛！豈有此理！&rdo;

我的律師沉默不語。我問他下一步該怎麼辦，他說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

從張建偉上訴管轄地的時間來看，他應該是在讓律師給我寫信，提出要來瀋陽和解的同時，就開始上訴打管轄權了，他這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呀！由此看來，他根本沒有任何誠意要和解，他們只不過是試探著我的虛實而已。我們有種被耍弄了的感覺，心裡感到很是窩囊。

這期間，還有一件更讓我生氣的事情。我從一位朋友那裡得知這個裁定下達之後，張建偉好不得意地告訴人家，知道了嗎？官司拿到天津打了！這一回看劉元舉還有什麼張逞。

我怎麼也想像不到他竟會是這種小人得志的樣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現在一片渺茫了。趙星奇說，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了。他慎重地強調了一個法律詞彙：&ldo;申訴，&rdo;而不是上訴。申訴與上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轄地這類問題的申訴意味著一種無望。因為，在他的律師生涯中，凡是這種因管轄地而申訴的能夠得到如期結果的，簡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線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棄。到了這個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無助感，是體現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還是坐的夜車，是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這天。我不是有意選擇這樣一個日子，只是因為這個日子休息，有幾天假。我不能因為打官司而影響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車哐哐噹噹，怎麼也睡不著。下車後，沒有胃口吃早飯，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麼地方不清楚，只能乘上計程車，被送到了那裡。樓很威嚴，高懸的國徽更加威嚴。大門口有站崗的，挺得筆直。只能見到小車進進出出，卻看不到一個上訪上訴的人。周圍環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潔。最高人民法院門口不見人，這好像有點不對勁兒，是不是找錯了地方？一打聽，果然申訴不在這裡。在西直門。

計程車司機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門的哪個位置，所以，車到了西直門不時停下來打聽。人家說，在西直門的老汽車站。在我的感覺，是從整齊乾淨的北京城出來了，來到了一個非常雜亂破敗的地方。路也越來越窄，窄到了一條被自由市場佔道，計程車幾乎開不動了的地方。司機只好又下來問路，最後回到車上無奈地告訴我們，不遠了，讓我們下車自己找吧。

是曲頡陪同我來的。我們下車後，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條更加髒亂的街巷。在一處破敗的眼瞅要拆除的磚房角上，看到了一個藍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兒，上邊是白色的大字，標有&ldo;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來訪接待室&rdo;的字樣，下邊一排小字&ldo;由此往東60米&rdo;。牌子下邊是一堆垃圾。垃圾對著一個空洞的門，沒有門扇，一側的磚齜牙咧嘴，使周圍本已凌亂的環境顯得更加不可收拾。莊嚴神聖的牌子與破亂骯髒的垃圾形成滑稽對比。

曲頡是個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後，等我走到這裡時，他恰到好處地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