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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研究的結果，也就是人們開始意識到，思維形式對思維內容正確而有效的表達具有重要的作用，思維形式本身也有其固有的規律性。中國古代邏輯發生於先秦的春秋戰國之際，當時諸子私學興起，社會劇變，眾多的社會問題成為各派思想家爭鳴辯駁的課題。其中，名實關係直接影響到彼此的理論爭論，所以名言辯說的技巧和形式受到思想家們的重視。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目的開始研究有關的名言辯說，中國古代邏輯是和正名的認識論問題相始終。它所說的&ldo;名言&rdo;、&ldo;形名&rdo;、&ldo;審分&rdo;是直接和社會的倫理規範、政治法則相結合，思維的邏輯基本上是為政治、倫理的現實內容服務。這樣，關于思維的形式和規律往往會受制於倫理規範和政治法則。《漢書。藝文志》說：&ldo;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rdo;這段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古代邏輯發生的根源。社會政治和倫理的現實需要用一定的理論語言加以表述，而理論語言的合理運用又需要概念、定義、判斷等邏輯手段。所以，正名是為了順言，順言是為了成事。成事的現實需要制約了名言辯說形式的發展。中國古代邏輯關于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研究是受政治、倫理內容限制的。關於這一點，荀子明確地指出：&ldo;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rdo; &ldo;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利義，謂之奸說。……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rdo; 他們認為，邏輯上的名言辯說必須符合&ldo;法先王&rdo;的政治原則和&ldo;順禮義&rdo;的倫理規範。凡是不合先王、禮義的一切辯說，再言之有理有據也都是屬於詭辯奸說之列。主觀上的倫理活動，抽象的政治法則決定了名言辯說內容是否合理，進而判定名言辯說的形式是否適當。名言辯說的內容、形式合理與否和封建的禮義規範混為一談。

中國古代邏輯強調正名審分。正名審分的理論是一種政治邏輯，它從正名審分的角度談了施政治國的思想方法。《管子。入國》篇說：&ldo;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rdo;《管子。心術》篇進一步指出：&ldo;有名則治，無名則亂，亂之在名。&rdo;韓非子強調名言與事功相一致，這是統治者掌握刑名法術，審驗符契，賞罰斷事的條件和思想基礎。&ldo;有言者自為名自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rdo; &ldo;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rdo; 這種參驗審定的邏輯思維方法，要求控名責實，因實定名，形名參同。它對名言辯說的形式並不注重，也不追求任何單純的辯知技巧，它要求的是實用，是能為治國施政所用。它將社會政治實踐的需要作為其基本目的，所謂&ldo;形名大道，無用智巧&rdo;。 關於&ldo;正名審分&rdo;的邏輯思維，孔子曾有一段理論總結：&ldo;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rdo; 禮樂刑法，賢孝治亂，秩序名分等社會政治內容規定了名言辯說的表現形式。

正名的政治邏輯就是要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名分為標準，因而在&ldo;設辭斷事&rdo;，用語言來表述具體內容時，遣詞造句必須符合封建統治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