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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管理會主席、副主席。

船鈔由海關直接徵收，出口稅由行商於代置貨物時扣清，進口稅於夷船回帆時核明。最為夷商所痛惡的為&ot;規禮&ot;，亦即官員、胥吏，以及書辦、巡役、家人、通事對夷商的榨取，名目繁雜，為數不下正額或盈餘。一七二七年，規禮歸公，每船約徵三千餘兩。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進口三十項，出口三十八項，合計每船共繳一千八百餘兩。夷商的負擔不惟未減，反而增加。

債務、兇案、兵船亦為不時發生的糾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國商人貨銀，粵督勒令發給。拖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數目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領。中外兇案的最早者 為一六八九年英國水手擊斃華人事件，英船不顧而去。外國兵船例不準進口，一七四二年，英國兵船帶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駛進虎門，幾肇兵端。三年之後，又在粵洋截捕法國商船。

二、口岸限定與夷人防範

英商為避開廣州的浮收苛徵，屢去廈門、寧波嘗試，均不如所望。東印度公司總欲開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寧波。一七五五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s flt）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餘年來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諸事頗稱順利。第二年英船續到，北京諭令取締。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願英船舍粵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佈，以後不準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一以廣東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謀生，二因虎門、黃埔設有官兵，不似寧波可以揚帆直至。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的呈文，徑去大沽，上京申訴。呈文中所控的條款有粵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ot;事涉外夷，關係國體&ot;，派欽差二人赴粵按察，將海關監督革職，家產查封，規禮名目刪除，行商欠款按股勻還，洪任輝則以&ot;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ot;的罪名，圈禁澳門三年。各國商人認為處罰不公，出而抗爭，兩年後，英軍官來粵投文，要求釋放，均遭駁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廣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對於夷商的管制更嚴，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們除非不與中國貿易，否則唯有聽從廣州官府及行商的擺布。以往廣州有&ot;稽查管束夷人條約&ot;，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ot;防範外夷規條&ot;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與人民往來。一為永禁夷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二為夷人均須投寓夷館，不得攜帶兇械火器，夷館由行丁把守，夜晚鎖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由行商經手；三為禁止行商領借外夷資本及夷商僱用漢人役使；四為禁止內地人民為外夷傳遞書信；五為夷船收泊之處，加派要員稽查。有了這個章程，行商責任加重，聯名請求恢復公行，所有關於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負責。夷商表示反對，英、荷等國船隻以延不進口起貨、停止交易相要挾，爭持兩月，始勉強解決。一七七一年，因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多方運用，粵督得了十萬兩的饋贈，再由行商出名，說是&ot;公辦夷船，眾志紛歧，於公無補&ot;，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後，傳說公行又擬重組，東印度公司大班上稟總督及海關監督力爭。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實施，直至南京條約訂立。總括公行或行商的職責為統辦中西貿易，承保應納課稅，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動，居間經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換言之，公行或行商負有商務與政治的雙重責任。

行商獨握中西貿易之權，獨負管理夷商之責，亦獨享商務之利。最富有者，為同文行的潘家，通稱&ot;啟官&ot;，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