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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誤用照片問題發生的同時，在高階隊員中出現了&ldo;反對證詞&rdo;。他們縮小或否定下級隊員的證詞，以維護731部隊。過去一直緘口不語的高階隊員，張開了緊閉的嘴，迫不及待地開始為731部隊進行辯護。在誰都不願意開口的時期，是下級隊員挺身作證，使那些力圖被隱瞞的戰爭罪行公之於眾。與此相比較，那些辯解的證詞，是何等的卑劣。

聽了高階隊員的一系列證詞，令人感到他們毫無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許多外國記者就《惡魔的飽食》問題的採訪。他們異口同聲地問我：&ldo;日本為什麼不能由本國獨自審判那些戰爭罪犯呢？&rdo;原來的高階軍官和戰爭指揮者們在戰後都竊據要職，怎麼能審判呢？

我回答問題時說，關於戰爭，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格審判同夥的。

雖說是在一部分軍部領導人的誘導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種&ldo;以天皇為首的大村落共同體成員&rdo;意識，還有一種大和民族乃&ldo;世界之冠&rdo;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軍部正是利用這一點，驅使全體人民瘋狂地參加了戰爭。

這就是&ldo;八紘一宇&rdo;（囊括天下為一家）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擴大為以日本為家長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對此，日本軍隊的走狗宣傳媒體，則大肆進行吹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存在著一種容易被獨裁者利用的國民秉性。&ldo;為了國家&rdo;這句話成了免罪符。在戰後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頭，這種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這不正是日本本質危險之所在嗎？

所謂國民的瘋狂，純粹出自內因，而不是從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瘋狂，我認為這是日本國內不能審判戰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隊的高階隊員揮舞著&ldo;為了國家&rdo;、&ldo;因為是戰爭，沒有辦法&rdo;等免罪符，說&ldo;731部隊裡沒有一個惡魔&rdo;等等。在這種自我辯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日本人是否是一個不進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書第一集中所闡明的，採訪寫作這部紀實的目的，並不是追究個人的責任，但是，這並不妨礙對犯下的罪行進行反省。寫這本書是為了促使人們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導致縮小731部隊的罪行（不僅於此，還有日本的戰爭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隱瞞、搪塞其罪行的話，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日本人把個人責任掩埋在集體之中的意識結構了。

我並不是把731部隊的所作所為僅僅當作日軍的一支部隊的戰爭記錄來追溯的，而是將731部隊作為戰爭罪惡的一個象徵來捕捉的，並且想透過這些對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惡魔結構進行一次解剖的嘗試。

在&ldo;為了國家&rdo;的背後

附屬於比個人更大的團體或組織，透過發誓來效忠於他們，從而得到團體的庇護，並將團體的權威和聲譽視為己有，進而，在團體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則作為團體的責任而被分散和掩蓋，從而個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責。

個人多半是出於對團體的忠誠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團體作為個人責任的&ldo;蔽護傘&rdo;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就731部隊而言，在&ldo;為了國家&rdo;、&ldo;為了醫學的進步&rdo;的&ldo;免罪符&rdo;和天皇錦旗之下，難道醫學者們沒有追求個人功名的野心嗎？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眾多的實驗，難道真的只是在&ldo;集體瘋狂&rdo;下完成的嗎？這裡就沒有個人的精密打算和作為醫學者旺盛的求知慾望嗎？這不是在&ldo;為了國家&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