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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非常了不起，比中國人深刻，個性更強，能夠堅持自己的東西。

藍：中國傳統是東方式的管治，動輒得咎，並儘量侮辱你人格。蘇聯動不動就槍決，倒也乾脆利落，不搞大批判。不鬥你。我們的思想改造太厲害了，你沒經歷過，大家集中攻擊一個人。我第一次在中國人民大學受批判是1951年，那時還是團幹部，非常進步。中國人民大學上《聯共（布）黨史》，老師拿著講義念，念一句學生記一句，一堂課下來手都累酸了。不少同學有意見，我就向系裡反映，與其這樣，還不如印出來發給大家看呢！就被批判了，我真不知道錯在什麼地方。人只要稍有些個性，就一定被磨平。稍有點自己的看法，就一定挨批判。怎麼談得上堅持自己的看法。

五、兩種傳統中的知識分子(2)

李：由此，我就想到了兩個國家知識分子之間的差距，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自省意識上與蘇聯相比還是有差距的。巴金的覺醒那是在&ldo;文革&rdo;之後，而蘇聯在那樣的高壓下，還產生了索忍尼辛等人，產生了所謂的&ldo;潛流文學&rdo;。就是法捷耶夫，他一方面是傳聲筒，是總管，另一方面也對史達林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大部分中國作家思想認識並不清楚，這是不是兩國知識分子在認識問題的深度上有差別？

藍：蘇聯作家接觸西方的東西還是多，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接觸得就極少。儘管蘇聯很專制，可是渴望自由民主的願望沒有完全熄滅。中國從來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ldo;五四&rdo;傳統也沒繼承下來。中國人腦子裡裝得最多的是封建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習慣於盲從，不習慣于思考。

李：從十二月黨人開始，俄國知識分子有個好的傳統，對自己的地位有優越感。而中國&ldo;五四&rdo;時還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後來就是接受改造了，這裡的區別就很大。蘇俄知識分子與中國知識分子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

藍：蘇聯也有一批打棍子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柯切托夫、索夫羅諾夫和格里巴喬夫，赫魯雪夫稱他們三個為衝鋒鎗手，專門打人。柯切托夫就是寫《葉爾紹夫兄弟》的那一位。索夫羅諾夫的劇本《莫斯科性格》曾在北京、哈爾濱等城市上演。誰觸犯了他們的同夥，他們就在《文學報》上發表嚴厲的抨擊文章。當時以《十月》為一夥，以《新世界》為另一夥，兩夥人鬥爭得非常激烈。當代中國還沒有出現過針鋒相對的雜誌和圍繞雜誌形成的作家群，所有雜誌都乖乖地聽上級的話，面貌也都大同小異（現已不同）。恐怕沒有一家雜誌的編輯敢同主管部門爭論、吵架，堅持發表自己看中的作品，而這些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成了《新世界》的家常便飯。

李：史達林時代還允許這樣，一群正統的知識分子與自由知識分子衝突？

藍：史達林時代沒有，是從赫魯雪夫時代開始的。他們的思想傾向區別很大，如《不僅是為了麵包》和《伊凡&iddot;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就是在《新世界》上發表的，《十月》上發表的都是擁護現行政策的粉飾現實的作品。當然《新世界》也發表吹史達林的文章，不過發表暴露現實作品更多，這兩派對立得很厲害，見面不打招呼。有一個作家，見到特瓦爾多夫斯基說，別老說我是《十月》的人，我不是，我跟他們已經一刀兩斷了。特瓦爾多夫斯基說，那好，歡迎到我家去做客。

李：看來，在高壓年代，蘇聯的一些作家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國的作家組織形式基本上是參照蘇聯模式，您認為在蘇聯歷史上這樣的方式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

藍：協會形式有利於史達林親自控制文化界。換句話說，史達林為控制文化界才成立各種協會，其中作協最大。作協不僅掌握的創作命運，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