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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曾經憤怒到動了手，馮莉居然回敬了他，把家裡能砸的貴重物品砸了個遍。當晚政君寫好了離婚協議，誰想當馮莉看到那一紙離婚協議，立刻就跪在政君面前懺悔，號啕大哭。政君不敢相信這就是蠻橫不可一世的馮莉，他開始恐懼馮莉的行為，一個女人可以這樣正反地演繹自己，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他害怕了，躲回了父母家。但僅僅在第三天他就放下工作趕赴醫院搶救室，因為馮莉服安眠藥自殺正在搶救。馮莉這場自殺的戲，讓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政君的粗暴導致的，讓幾乎所有的人都異樣地看待政君。她成了受保護的弱者，而政君成了被責難的物件。

也就在那個時候政君想到了兩句話：“離我遠一點”，“不要走近我”，其實是一個意思。但說兩句比說一句感受更強烈。

他時常問自己當初為何鬼使神差地娶了她？歸到最後宿命的觀點就是上輩子他欠了她，這輩子他要還，命吧。在婚姻可以影響仕途的時代，官場的人自覺地守著一個原則，寧可分床也不離婚。所以離婚是政君不可實現的夢想，離開才是解決一時困境的現實。

政君想方設法讓馮莉有機會就出差，有機會就出國學習，迴避、躲避、逃避成了政君困苦中的消遣。人們總是在追求一種平衡，但平衡的支點很難持久。平衡是暫時的，發展破壞平衡，也創造新的平衡。家中佈滿了塵土，沒有馨香，也沒有生氣，然而家終究是家。這裡可以躲開社會的各種“輻射”，踏踏實實地自己感受自己，自己支配自己。日子恢復了平靜，政君的心卻不平靜。他知道缺少的那一半，使生活失衡，這是他自己造成的過錯。權衡得失，政君感悟到：我不知所為，我一無所得。

後來在幾乎缺乏性的生活中，他們的兒子出生了，短暫地成了政君的寄託。自從他的妻子協同岳母執掌了明明的教育後，政君又陷入了麻木，他唯一的安慰是，兒子畢竟流著他的血液，孩子的善良和寬厚還算儲存著李家的本分，嬌生慣養也就罷了，不指望兒子能夠怎樣，嘴上叫著兒子就夠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心印　七（6）

婚姻和家對於政君而言只是一種形式和責任，隨著閱歷的增長，他對事業有了更多的緊迫感以及高度的熱情和理想。但是隨著人情、官場、市場的不斷變化，他的內心世界也發生著變化。

政君一向對工作恪盡職守，循規蹈矩，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他也處於社會變革和價值觀的重整之中。默默無聞和兩袖清風，似乎成了一種歷史的回憶和落伍的規範。“說話說得好，辦事辦得巧”，“君子好財，取之有道”，“關係就是生產力”，成為新世紀的流行語。政君不情願地適應著，這方面的無奈其實比婚姻更糾結於他的內心。政君用熾熱的公平與公正感去適應著滑溜溜的社會。他不想拋頭顱灑熱血，也不想利慾薰心和阿諛奉承。和同學聚會他經常開玩笑說：“婚姻可以無性，工作可以無心。”其實他若真能簡單到如此，也許他就不累了，關鍵是他做不到。

社會上氾濫著權錢交易、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肉體商品化，精神、感情空間不斷被擠壓，把變革社會中的人們心態扭曲得不成體統。當然，體統不過是面子，面子是別人的，肚皮是自己的。用“傳統”的觀念看，大家把立命的“差事”倒過來做。政治的殘酷性是因為每個對手都是精神殺手。他的心開始不平，但儘量不表現在臉上和行為上，他小心地維持著左右逢源和內心的暫時平衡，把潛伏的危險看成了快樂的驛站。

政治就像跳小步舞，燈暗下來的時候總會有小動作，但又不能出圈。能爬到高層的人，都會玩這種把戲。每次出來，都要受到一次官場的“洗禮”。這是一個生動的課堂，有活靈活現的教材，有鮮明的人物。他被多次暗算和背叛。

有一次，競爭上崗，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