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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繁榮時代，第一次讓環球人類都深沐中華帝國的恢弘氣概和卓越魅力。著名的絲綢之路在唐代開啟，東西方的大規模交流正式展開。中國人一向以四夷賓服作為強盛的象徵，但在漢代，所謂的藩屬國們，也就是簽個盟約，隔上年派個使者，象徵性納點貢品，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國周邊。到了唐朝，中國人的視野投向了更加廣闊的世界，也有更多外國人來到中國。

唐朝不僅在南北朝亂世後重新確立了中華帝國的前進方向，更確立了東亞文明圈的形成態勢。唐太宗採取開明外交，並在整個唐朝得到延續。東亞諸多小國曾在漢朝被中國人粗暴地打得趴下，到唐朝終於可以投入中華文明溫暖的懷抱，儘管並不能直接納入中華帝國的版圖，但從文化上確定了追隨大中華儒家文明圈的方向。

事實上，唐代人類的交通運輸工程技術比之漢代並沒有出現質的飛躍，東西方交流的突然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居於大陸中部的阿拉伯崛起。阿拉伯人連通了歐亞大陸橋，開拓了東方人和西方人的視野，但同時其自身的彪悍擴張對大唐、羅馬和波斯也是一柄雙刃劍。唐朝在今中亞地區設定了北庭和安西都護府，控制力度和範圍都比漢代的西域都護府更強。但遺憾的是，唐玄宗天寶十年（751），安西都護府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在著名的怛羅斯戰役（battle of talas，地點在今哈薩克江布林城附近）慘敗於新興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abbsid dynasty of arab epire，即黑衣大食、東薩拉森帝國），意味著中國人的西向擴張在這一帶已經觸碰到了極限。儘管西域在宋代又一度出現過強烈漢化趨勢，但經過強勢的伊斯蘭化，中華帝國再也沒能突破這個極限。也就是說，唐軍的足跡所到之處，基本上已是當時中國人所能到達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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