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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日本政府發表宣告,指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已經成為一個邊區地方政權,日本將與有意求和的中國政治勢力,完成中、日、滿親善的和平條約。
日本政府與人民,就等著中國的使節,再度屈辱地出現在日本境內,誠惶誠恐地任日本予取予求,這種發自日本千年對中國自卑情結的內心情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忘情與興奮的歷史高峰。
這是二千六百年以來,日本歷史上無法想像的偉大時刻。但是日本人錯了,中國並沒有因為武漢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國戰略空間的泥沼之中,從此日軍必須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二多公里的補給線,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
中國從此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與優勢的地位,雖然她的工業地帶與對外聯絡通道都遭到摧毀與切斷,使得中國將要面對更為艱苦的生活,但是中國軍民卻決心以無此堅忍的力量,熔成鋼鐵的意志,來繼續面對這場歷史的大決戰。
中國人是決不屈服的。華軍自從武漢撤退之後,有計劃地將大量軍隊,留在武漢以東地帶,繼續進行遊擊作戰,這就造成在武漢日軍的後方極大之戰略威脅。
日軍在武漢成為孤軍深入的態勢,要部署大量的兵力,來維護日軍漫長的補給線,從此中日之間的作戰,日軍只能控制主要據點與交通聯絡線,最多再加上一些重兵把守的帶狀地區而已。
在日本上下熱烈慶祝日軍攻佔武漢之時,大本營卻陷入了完全無力感的狀態,因為到了這時候,日軍大本營才開始明白,自己已經掉入了中國的戰略陷阱之中。
日本難以片面與迅速地結束中國事變,日本所有的國力與戰力,就要這樣逐漸消耗在中國戰場之中,進不得、也退不得。最糟的是,日本還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這個錯誤,所有日本為了尋求支援戰爭的資源,終於冒險發動太平洋戰爭,而付出了亡國的代價。
我非常容易的看出,雖然日軍發動武漢會戰,在戰場的作戰上,大體仍然表現優異,但是日軍在戰略上,卻仍然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日軍始終低估中國軍隊的作戰意志,因此沒有集結更為優勢的兵力,以圍殲華軍的野戰軍作為日本作戰的主要目標。
事實上,若是日軍能夠將原先準備攻略廣東的二十三軍,也調到武漢會戰中,這支部隊或是沿大別山快速進攻華軍陣地,提早切斷平漢線,由北向南包抄武漢!
或是先進攻南昌,再穿過萍鄉進攻湖南長沙,包圍武漢南方,都會對華軍造成更為震撼性的打擊,並達成圍殲華軍野戰軍的作戰目標。
當然陳誠若是能夠把鎮守武漢,一直在拼命趕做防禦工事的四個軍兵力(這些工事,最後根本就一點功用都沒有發揮),大膽調出交給薛嶽靈活運用,也許華軍能夠在江西北部成功圍殲日軍的整個師團。
或是給白崇禧使用,也可能給日軍一度困在江北的第六師團更大之打擊。
當然若是第三戰區能夠發揮更為旺盛的攻擊企圖,多威脅長江的航運,日軍在武漢會戰中,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日軍的作戰優勢,來自現代化的工業與社會的結構,無論在兵員補充與裝備更新上,都有非常先進的運作系統,因此日軍的戰力不但能在幾次戰役後,繼續保持、甚至能提高。
中國軍隊最大的困難,則是中國落後的工業與社會體系,別說作戰裝備壞一件、就少一件,就連兵員的補充,也因役政系統的落後,根本無法跟上軍隊的需要,補充的人員數量既不足,質量也低落,新兵更是沒有經驗與訓練,如何能用半兵半民的部隊,去抵抗擁有現代化組織與強大火力的日軍?
在武漢會戰中,華軍在戰略的運用上,卻充分地掌握了主導的上風,但是在戰場的層次,仍是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