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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著另一位很隨和很文靜的大姐。當問及俞姐的情況時，那位大姐邊認真地給一盤針頭消毒蒸煮邊淡淡地回答：俞大夫乘學校放暑假和丈夫兒女一道回她老家安徽蕪湖探親，回來後卻病了，但她堅持不住院辦了家庭病床。大姐說罷似有警覺，將她恬靜的目光在他的臉上作了片刻停留，為禮貌起見又趕快移向手中的活計。他明白這其中的含義，知道不能再作打問了。

當時我國的民用通訊事業還不發達，除了單位上有少量的電話外，居民家裡是不可能安裝電話的，而俞姐的家他也從來沒有去過，為打問俞姐的訊息，間隔了一段時間，他只能是再次到她的工作單位去了。

他又去的時候，仍是那位大姐在默默地值班。大姐好記性先認出了他，說：你既然與俞大夫熟識，為什麼不到她家裡去看她？她現在病得還不輕呢！他驚慌起來，問：得的什麼病？大姐既職業化又語含憂傷地說：還會是什麼病？還不是那種目前醫學界正在攻關的病，我相信終久能夠攻克的。自從他和俞姐搞###認識後，他們之間的聯絡多是以俞姐為主動，有時打他單位的電話，有時乾脆直接到他辦公室找他，一般情況下都是約他去俞姐的單位，而在理療室裡間的醫師休息處，他和俞姐發生了許許多多男女之間十分美好的事情，至今想來讓他心動。可那次他與俞姐分手後，俞姐就再也沒有同他聯絡過。他現在懺悔了，特別是在閒暇時，腦海裡就會接連不斷地出現俞姐的各類形象和姿態。那麼好端端的一個女人，怎麼突然就得病了，而且一得上就是絕症？她到底是得了什麼絕症？是否與那次自己煩躁時有意或者無意的惡作劇有關？有時他竭力為自己開脫，認為人生莫測生死由命；有時又覺得與自己有關且罪責難逃。就在這種十分矛盾和追悔心理驅使下，他又走進了西城區婦幼保健院理療室。那天是星期六，他知道星期六看病的人不太多。下午一上班他就去了，理療室裡很安靜，那位大姐仍然在悄悄地忙碌著衛生和消毒之類的事情。裡間的門總是關著，但他知道里面都有些什麼：一張單人床上鋪著雪白的醫用純棉床單，靠牆壁橫擺著同樣雪白的被子和枕頭；還有一桌一椅，桌上有一盞老式玻璃罩檯燈，檯燈旁擺放著幾本翻舊了的衛生書籍；通常情況下床頭前的牆角里靜靜地站立著一個塑殼熱水瓶，瓶塞上面倒扣著一個純白色的搪瓷杯。就這些東西了，簡潔明快但卻讓人追憶不已。如今俞姐不在，他再也無法走進去了。

大姐眼睛有點紅，放下手中的活計盯著他問：你到底是誰呀！既然是俞綵鳳的朋友，為什麼在她病重時從來沒有見到過你？好像在她的追悼會上你也沒有出現……這個無情無義的小男人此刻如雷轟頂落荒而逃，他不配接連數次打聽俞姐的情況，他也不可能懂得俞姐這類女人的心理，最後一次她與俞姐的不歡而散已經構成了對俞姐心理深層次的傷害，俞姐失卻了優雅女性的常態，跌跌撞撞地走出他原單位大門時的背影，便是與他徹底的訣別。

俞姐其人（下）

那個無情無義的小男人——他，便是我——筆者，為了作品敘述的方便和心理剖析的需要，故改用了第三人稱——他。

俞姐後來的家庭情況是這樣的：

在俞姐將要離開人世之前，組織上為了照顧他們的家庭，主要是為了